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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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超
上海行政学院党史党建部,研究领域:比较政治理论、政党基础理论与中国政治
张长东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
我们必须重新调整的不仅是政体二分法，更是这一政体类型学背后的二分逻辑，这意味着不仅要把威权政体和混合型政体当作可能长久存续的政体类型来研究，更要建立一种政体类型的连续谱意识，即形成一个包括专制、威权、混合型、民主以及尚未出现的可能更有利于实现人类普遍价值的政体在内的政体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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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玉
原武汉大学校长,著有《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等
近年来中国学术发展呈现出一幅悖论的景象，一方面是学术经费、科研投入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抄袭造假、虚假引进、学术乱伦、买卖论文等学术腐败在中国学界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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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同志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指出：“要打破高校和社会之间的体制壁垒，将实际工作部门的优质实践教学资源引进高校，加强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工作者和法治实际工作者之间的交流。”案例是联结法院和法学院的绝佳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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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荣
苏州大学社会公共文明研究所副所长,博士、讲师
沈荣华
苏州大学地方政府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县级行政管理理事会副理事长
行政权力清单改革的意义，在于推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行政权力清单改革的不足，主要源于动力源泉中的行政直接介入，以及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同缺失。行政权力清单改革的完善，需要借助于法律依据的完善、法律责任的完善、法律程序的完善，其中，关键是集中公众意志，克服改革任性，实现改革稳定，从而保证行政改革的法治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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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楠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万劲波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领域:科技战略与规划、绿色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一个超智能的人工智能社会，将会扼杀大量的传统工作机会，少数精英将会非常擅长完成自己的目标，如果这些目标与社会目标发生冲突时，会给社会稳定造成危害。一方面要前瞻布局能够改变人工智能现状及未来具有本质特征的基础研究工作，反思人工智能发展路线图；另一方面要重视人工智能可能的风险甚至是危害，为人工智能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好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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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庆智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中国政治社会学、中国政治制度、基层政权组织及制度与文化的经验,著有 《中国县级行政结构及其运行:对W县的社会学考察》等
“文山会海”源于基层治理的“文件政治”与“会议行政”特性，它由中国基层政治动员型体制和行政压力型体制所决定。遏制“文山会海”，需要在党政职能及权责分开、政府职能转变以及社会监督等方面进行改革和创新，亦即从现行体制的政治约束和行政实施特性上进行改革，如此才能消除“文山会海”产生的根源及其衍生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等外在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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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平
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学系主任,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民族政治学、地方政府与边疆治理。
今天的陆地边疆治理面临着治理资源不足的困扰。经济资源匮乏、社会资源短缺、政治资源不足等，已经对全面加强陆地边疆治理形成掣肘。综合国力已经全面提升的中国，完全有条件和能力投入更加的资源于陆地边疆治理，进而全面改善陆地边疆治理的资源支持状况。在此条件下，突破陆地边疆治理的资源困境的关键在于，以新的视野和立足点来看待陆地边疆，以改革创新的思维在陆地边疆治理问题上做出合理的战略选择和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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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论坛专题调研组
福建省能够顺利完成脱贫攻坚各项重点工作，其主要做法是：切实落实了五项扶贫举措，创新形成了三大机制模式，做到了“四到位”、“六精准”，实现了由“输血式”扶贫到“造血式”扶贫、由一般性扶贫向精准扶贫的两大转变。切实将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的精准化理念贯穿于扶贫工作的全过程，取得了巨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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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波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研究员、教授
当前构建反腐败制度机制并使之发挥作用要做到：治理腐败实践探索到哪里、制度建设就跟进到哪里。制度带有形制正式、规则刚性、连续稳定之特点，既体现出权力配置与腐败衍生、腐败违法到贪渎犯罪关联递进特征高度契合，又创新非刑事手段和刑事手段并用治理腐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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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高
湖南省廉政建设2011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湖南省商学院副校长
历史发展的经验表明，人类的结构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占90%以上的大多数人，在制度的规约和指引下行事；一类是3%左右的人，为了利益可能不惜逾越制度，铤而走险，那些贪官污吏就属此类；另一类是7%左右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献身国家、服务人民的杰出人士。我们党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针对这三类人群有所侧重地施策，构建不同的廉政文化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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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
《中国乡村研究》创刊主编,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兼职博士生导师。其农村社会经济研究集中体现为三本专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和《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
中国的“旧农业”——谷物生产——今天主要运作于一个行政模式之下，而“新农业”——高值蔬菜、水果、肉-禽-鱼和蛋奶——则主要运作于一个放任的市场模式之下。在国际市场竞争和粮食价格相对低廉的压力下，前者起到保护中国谷物生产和“粮食安全”的作用，但也显示倾向过度依赖指令性手段和无视农民意愿的弱点。后者则成功地凭借市场收益激发了小农的创新性，但经常受到市场价格波动的冲击以及商业资本的榨取。作为第三种模式的“专业合作社”，则主要试图模仿美国的纯经济性合作社模式，无视中国村庄，不符合中国实际。本文提倡，中国应该模仿“东亚”模式的半政府性综合农协，扎根于村庄社区，由此往上延伸到乡（镇）、县（市）、省、中央各级政府。它们主要为小农提供“纵向一体化”的产品加工和销售服务、技术咨询与服务、信贷服务、组织农资供销、组织社区活动，并参与国家政治来维护小农利益，一如日-韩-台历史经验中，其人均国内总产值以及工农业所占相对比例大致相当于如今中国的那段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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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乡村治理、乡村建设、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著有《新乡土中国》等
当前正在全国强力推进的精准扶贫成为了基层治理中的工作重心，也引发出各种问题。做好扶贫工作，就需要搞清下面几组辩证关系：减贫的快与慢；扶贫中的精准与不精准；收入型贫困与支出型贫困；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经济贫困与文化贫困；扶贫困户还是扶村庄；发展生产还是外出务工；搬迁扶贫还是就地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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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国家教材委员会的专家委员。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宗教、思想和文化史。
不难看出，这种让中国全面儒化的设想，目标是把中国变成儒教国。而中国变成儒教国的关键，当然是儒教必须成为“国教”，儒学则顺势成为“王官之学”。那么什么是“王官学”呢？“王官学”就是“国家主导意识形态”。成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似乎还不足，还应该成为绝对的宗教信仰。让中国变成一个政教合一，官员、士绅、民众在政治、信仰、学术以及生活上绝对同一化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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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问题专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随着印度的发展和中印两国之间各种问题的浮现，中国对印度的认识必然要开始。这里不能讨论中国如何认识印度，但有一点中国必须把握，那就是，和中国一样，印度也是一个文明国家，倾向于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正如中国本身，印度很难成为另外一个大国（美国或者日本）的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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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介平
西南医科大学副教授
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社会心态呈日趋多元化发展趋势。客观地讲，“和平理性、积极进取”是当前我国社会心态的主流，但是同样有些不良社会心态正在蔓延，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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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领域为:社会现代化、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转型社会学
也许垃圾人的概念可以为我们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有益的线索。但一查有关垃圾人的研究，却非常的失望。对于这样一个很有意义的概念，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研究。有的只是对这个现象的简单描述，以及提醒人们在遇到这种垃圾人的时候如何应对。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