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齐卫平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著有《政党治理与执政能力建设研究》等
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表明，实现中国梦的任务已经超越传统的现代化建设模式的线性思维，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长期夙愿、当代13亿多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更需要治国理政的现代化来实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今天，治国理政越来越显示其时代使命的重要价值。
许耀桐
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政治学原理和方法、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文明与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党的建设和党内民主等,著有《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特征》等
中国的国家治理和西方治理明显区别在于，中国的国家治理是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在实现治理的有序性、有效性方面，中国更为重视党和政府的作用，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担负着治理的重大责任，发挥着治理的积极作用。
包刚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著有《政治学通识》《民主崩溃的政治学》
我们把经济融合因素视为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把政治分歧因素视为全球化的主要阻力，那么全球化的趋势将取决于经济融合与政治分歧之间的平衡关系。如果用公式来表示，那就是：全球化趋势=经济融合/政治分歧。进一步说，经济融合与政治分歧之间的平衡关系可能有三种不同形态：一是经济融合与政治分歧能维系平衡关系，就会导向均衡的全球化；二是经济融合力量较大，而政治分歧力量较小，就会导向全球化的加速；三是经济融合力量较小，而政治分歧力量较大，就会导向全球化的减速，也就是全球化的衰退。基于这一逻辑，我们大致可以评估全球化的趋势。
泮伟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研究领域:法理学、西方法律思想史,理论法律社会学、宪法学、政治哲学,著有《当代中国法治的分析与建构》等
随着社会转型和社会流动向广度和深度进发，中国逐渐进入大规模陌生人群治理的阶段，这是理解和分析当代中国法治问题的基本现象。此种现象对中国的法治模式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并且更新了我们对法治问题的理解。
陆宇峰
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电影《秋菊打官司》曾引发“法治特殊论”与“法治普遍论”之争，电影《我不是潘金莲》有助于重新审视这场争论。对女主角“李雪莲”两项诉求的分析表明，现代法治在特定事务上“无能为力”的表象，是刻意“有所不为”的结果，目的在于“有所作为”，同时要求“不可乱为”。
李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韩秋韵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博士后
不同于殖民扩张时期即列强时代，自21世纪开始的新型国家关系构建时期即多极化时代，和平发展成为大国更替的主要方式，合作与共赢成为决定人类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主要因素，结伴取代结盟成为国家间互动方式的最佳选择，国际体系在整体上更加富有可调整性和兼容性。在大国目标和达成这一目标的资质及条件之间存在明显差距的情况下，日本力图通过修改和平宪法，扩充军备，结盟对抗，颠覆二战后国际秩序而跻身大国，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树立“以德立国”的理念，实现本国发展战略与周边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本国的外交政策与现有国际体系和秩序的对接，应是日本从目前政治孤立、经济低迷状态得以解脱的正确选择。
张伯玉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安倍的修宪路径已经脱离了修宪的核心议题。对安倍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否实现“修改了宪法”这一“结果”，只要能改变“对宪法一根指头都不能动”的现状就是足以载入历史史册的丰功伟绩。参议院选举后进展缓慢的修宪进程，以日本宪法实施70周年纪念日的2017年5月3日为转折点，突然进入以2020年实施新宪法为目标的修宪倒计时阶段。
李晓琳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产业体制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下一阶段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相关制度建设必须从改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向着力,对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养老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等进行优化提升。从供给侧管理来看,要积极发展老龄产业,高度重视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大力推动医养结合。从需求侧管理来看,要建立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加快完善老年人医疗保障体系,探索老年人需求管理新形式。
张新红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主任,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未来较长时期，分享经济治理将以包容创新为前提，一方面引导分享经济自身规范化发展，另一方面创新监管思维、监管模式、监管工具，在建立和完善补位性、底线性和保障性的制度和规范等方面多做工作、多下功夫。分享经济平台将通过建立完善的准入制度、交易规则、质量安全保障、风险控制、信用评价机制、用户信息保护等大数据监管体系，成为协同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创新政府监管提供宝贵经验。
杨帆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实习员
刘方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企业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刘国艳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众多推行军民融合的国家中选取与我国经济体量相近、同为军事强国且在推行军民融合上卓有成效的美、俄、英、法、德五国，以及同属亚洲的日、韩两国进行观察，可为我国军民融合提供多角度且更具参考意义的财税政策经验。
胡存智
国土资源部原副部长
人口的聚集、市场的扩容、城镇的扩张、经济辐射功能的发挥均与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如果不能有效地建立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城镇就不可能产生经济要素和市场的聚集效应，从而无法发挥对劳动力的吸纳作用以及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后续生计问题，最终无法实现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
范恒山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研究领域:经济改革与发展理论,著有《社会主义理想经济模式》等
加强品牌建设、发展品牌经济，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方向，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是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途径，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一是有利于推动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二是有利于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物质文化需求，提振自主品牌消费信心。三是有利于弘扬中华文化，提升中国形象。
王若磊
中央党校政法部副教授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可从诸多角度加以解读，最直接也最核心的困惑或许是要追问，一桩小事为何能够借助上访搅动的整个体制不得安宁。影片借此折射出的是古往今来中国国家治理逻辑中一直存在的三个相互勾连的根本问题。
龙宗智
四川大学教授,研究领域:刑事诉讼法、司法制度、证据法,著有《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研究》等
客观义务是检察官超越当事人立场客观公正履行职责的义务，但其制度内涵因检察制度所依存的司法制度背景而有区别。本文拟以域外法为参照，从客观取证义务、中立审查责任、公正判决追求、定罪救济责任、诉讼关照义务和程序维护使命六个方面，对检察官客观义务进行分类和概述。
陈家刚
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主任、研究员,河南信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出之后，围绕其内涵、边界以及发展路径，存在着诸多不同的认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提出，既是理论思考的结果，也是实践探索的必然。协商民主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公共利益的共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实践应当遵循增量改革创新与存量资源挖掘相结合、制度建构与制度实践相统一和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一致的基本路径。
常健
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
发展权视角对传统自由主义人权视野的超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理论上，它能够为处理各项人权之间的冲突以及人权与其他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提供更高层次和更具协调性的理论指导。在现实中，将发展权的实现状况作为人权评价的核心维度，可以对发展中国家取得的人权成就形成更清晰的理解，防止发展中国家落入片面强调个人自由权利的自由主义陷阱。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