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沈岿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教授,研究领域:行政法原理、宪法、人权保障、国家赔偿、风险治理,著有《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知模式》等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触及宪法上“人大+一府两院”国家机构之稳定结构，但暂时并未诉诸宪法修改，称之为“宪制改革试验”或许更为妥当。在“改革突破论”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论”的发展背景之下，此项改革试验的启动必须通过授权获得宪法正当性。
邝良锋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副教授
程同顺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部分农村地区，乡贤治理实际上代行了村民自治的公共服务职能，成为事实的治理机制。其之所以存在，在于他们有一定程度的利他性，能够建立治理共识和善于利用政治力量等原因；同时，与村民自治相比，在村民参与热情和治理效果上，乡贤治理也占优势，结果是乡贤治理成为乡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但是，乡贤治理也面临治理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以及村民参与度不够等问题，这些也是需要进行现代化改造的方面。
刘后滨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隋唐五代史
制度具有高度的历史延续性，制度文化中强调相因也就有了必然性与必要性。制度建设必须有因才有革，因革损益是中国传统制度文化的精神内核。讨论制度必须要博而好古，必须要有跨越朝代的历史坐标，只有“会古酌今”，才能做到“灿然一新”。对制度相因相袭特性的强调，都是以随时损益、与时俱进为落脚点的。
何茂春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从决策的实质上来看,西方决策是一个决策各方达成妥协的过程。西方社会的经济社会基础,强调个人财产和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因此决策需要考虑到参与决策各方的利益。参与决策的各方在做出决策的过程中,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进行反复博弈,直至决策各方最终就平衡利益的方案达成共识,这就很可能表现为最终不决策。
朱永新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常务委员会委员。
家校合作共育是人类社会和现代教育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和必然产物，是我国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教育改革的重要主题。在教育中，学校是专业机构，家庭和社区是非专业单位。专业和非专业两者之间，一旦发生合作，一旦围绕教育问题进行精神交流，就形成了教育磁场。就像南极和北极看似距离遥远，其实彼此呼应，形成磁力，影响着磁场中的一切。
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副院长,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从“战略经济对话”，到“战略与经济对话”，人们看到中美两大国通过对话合作化解矛盾分歧的持续努力。在目前中美关系面临新抉择的历史节点，“百日计划”与“全面经济对话”的合作方法创新探索具有积极意义。如何确定一年合作计划具体议程并狠抓落实促成早期收获，将是观察中美经济关系下一步走势的重要看点。
马爱平
南开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
本文针对严重干预市场亏损补贴或上市补贴，通过比较各国破产重整基金立法，在制度正义，与竞争市场兼容，完善市场机制三个方面法学分析和积极效果与消极效果的经济分析的基础上，主张设立重整基金，并从基金的性质出发，对基金的筹集、使用和监督问题进行探讨，建议进行重整基金的竞争法规制并平衡分析其合理性。
胡晓鹏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是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
在互联互通的时代，注意力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创造出令人惊奇的财富神话，甚至能够让平民迅速走红、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但在这过程中，社会应该宣扬正确的财富观，提醒世人切不可为了一己之利而抛弃真善美。同样，那些粉丝、监管者以及“吃瓜群众”，也请理性一些吧。随意的传播和事不关己的姿态，其实也是实实在在的帮凶。
钟祥财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思想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上海市政协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经济思想史研究。撰有《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述论》、《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思想》、《中国经济思想史》等
政治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货币不仅仅是名义上的符号，更重要的，它是一种有自身价值的特殊商品，货币是商品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因为商品和货币都具有内在价值，因此它们才可以相互比较，被交换的商品价值才可能由货币来表现。
曾宪奎
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研究。
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的核心观点便是高度强调秩序的自发演化，极度推崇自由主义和排斥政府干预。由于这一理论具有较强的迷惑性，我们只有深入研究其理论，找到其理论的核心错误，才能真正对它进行批判。笔者认为，哈耶克理论具有三个致命的错误和不足。
张树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外社会科学》杂志主编,全国政协委员。
不少人在谈到对外文化传播时,习惯从地理区隔、人文、种族等角度着眼。但无数事实表明,对外文化传播以及国家“软实力”竞争的根子,还是在政治上,实质拼的还是政治价值和政治自信。如果说文化传播是打太极,政治价值的碰撞则是短兵相接。
石善涛
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议虽然说是一个经济协议，但它蕴含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远远大于它的经济意义，它开拓了中日贸易之先河，积累了中日贸易之经验，鼓舞了两国人民友好之决心，推动了中日民间外交之发展。以此为契机，中日和平友好的民间外交与艰难的政治外交渐次展开。
顾华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社会发展处处长
新疆推进文化交流服务于核心区建设，必须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更有效的举措，在积极吸取和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创新和发展的理念赢得文化交流新优势，努力弘扬丝绸之路精神，更好地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为新疆实现跨越式发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服务。
卓新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中国共产党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核心精神，对这一精神的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机。本文就这种积极引导的现实意义加以阐述，从习近平主席论对宗教积极引导的系列讲话、对宗教积极引导的政治意义和认知意义这三个方面来展开讨论，旨在努力促成宗教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极适应。
刘东超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教授,曾任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出版著作:《中国当代儒学批判》等
作为我国传统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儒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起到过一些阻碍作用，但也发挥过积极作用。后一作用的表现就是儒学作为零散的思想资源被改造、整合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之中。由于时代条件的改变，今后，后一作用还可能有所加强。但是，儒学的主体结构和本质内容从来没有、以后也不可能全面进入马克思主义，这是二者在阶级基础、社会基础、时代基础上的巨大差异造成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儒家化只能是一个梦幻泡影。
J.詹姆斯·金
峨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
翻译:石延芳
国际关系学院外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
由于中国的崛起,东亚的地区秩序发生了巨大变化目前正处于过渡阶段。在过渡期的地区秩序下,像韩国这样的中等国家面临严重问题,即随着中美大国竞争导致地区旧秩序削弱,韩国该如何应对这种局面。观察家们为中等国家指出了一系列策略选择:从制衡到追随,从防范到接触。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