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闫旭蕾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德育原理研究。
关于道德与教育之间关系的认知，人们更多是在德育层面展开的，而不是在“道德”和“教育”两者并列的思路上进行。人们在德育层面思考道德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是以学校教育的权威性、德育强调“善优先于正当”为前提的。而以道德之维观照教育，就会发现：道德与教育作为两个相互独立的变量是相互影响的，教育自身的道德结构是立体的。道德是教育促进人生幸福的基本条件，教育主导价值的道德影响力对于教育实践具有奠基性作用，道德是教育的“魂灵”。
刘蕾
法学博士,西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经济法、金融法
目前PPP政府投资基金适用的规范性文件包括财政部的《政府投资基金暂行管理办法》、发改委的《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及证监会的《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这三部规范性文件在基金设立审批、备案、托管等方面存在冲突。而这三部规范性文件都是由国务院部委制定，效力等级相同，因此国务院有必要针对政府投资基金制定统一的行政法规或规范性文件，以明确规则，解决现行规定中的规则冲突，实现有效的法律监管。
李伯重
中国经济史学家,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密执安大学等多家国外名校客座教授。著有《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江南农业的发展》等。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四大基本行业里，商业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都被看作最不重要的行业，而农业则被看作是最重要的行业。但是，重农抑商的思想和实践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也在不断变化。事实上，在春秋后期和战国时期，各国为了竞争，采取各种方法来富国强兵，重农抑商并没有成为所有国家的国策，有的国家还鼓励商业。工商业者也逐渐摆脱了官府的控制，获得独立经营的机会。
李忠夏
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副院长。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理事、山东省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同性婚姻的合宪性在美国的争论深具“美国特色”，然而这一问题却是跨越国境的宪法争议，德国依据其自身的宪法教义学传统与美国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论证和分析路径。尽管如此，同性婚姻中的宪法问题仍具有共通性，即如何界定宪法中的“婚姻”。就此而言，中国需要结合自身的宪法文本、宪法语境和社会环境，依循自身的宪法学路径对此问题加以分析：一方面从宪法教义学角度对“婚姻”的宪法界定需保持一种抽象性和面向未来的开放性，界定其“可能性的边界”；另一方面又需结合中国自身的情况在“可能性范围”中进行选择，并作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宪法决定。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课题组
从现实来看，中国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市场与政府这"两只手"在配置全球资源中失衡。目前，中国在全球资源配置中主要依赖"市场"这只手，而"政府"这只手的配置能力相对不足，使中国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处于不利的局面，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走出去"的能力。另一方面，政府与市场这"两只手"自身都存在一些缺陷，制约了中国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赵家祥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简论》等
马克思、恩格斯是与时俱进的典范，他们总是根据时代和实践的变化、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反思自己提出的理论，克服自己理论的时代局限性、历史局限性和自己认识的局限性，不断开辟自己理论的新境界，把自己的理论向前推进。下面我们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认识上的发展变化，具体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
陈光中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研究领域: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中国司法制度史和国际刑事人权法
社区矫正是对我国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的改革与完善，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实践，抓紧制定一部专门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区矫正法，是立法部门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此，我就社区矫正的发展及其立法问题谈以下几点看法。
达巍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美国外交、中美关系
总体而言，美国对华战略中消极成分的比重逐渐扩大，而中美关系不断发展的内生因素又给美国对华战略提供了“托底”的力量。特朗普迄今在对华政策上的言行符合这一长期战略逻辑演进的主线，是美国对华战略逐步调整、演进过程中的一次最新尝试。这次调整可能以美方定义的“互惠”为目标，带有特朗普所热衷的“交易”特色。特朗普团队内部各派力量的消长，将决定其未来对华战略的层次是聚焦“ 美国优先”还是回归共和党传统的大国博弈层面。
丁相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比较法总论、“一带一路”建设与比较法、国际人权与残疾人法律比较研究、信托法比较研究,著有《日本司法考试与法律职业制度比较研究》等
无论何种传统，司法裁决者都不可能机械、僵化地套用法律条文。因此，探讨判例和判例法的机理，对于确保法律的统一适用、发挥司法裁决者的能动性、公正地解决纠纷具有重要作用。
陈佑武
广州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研究领域:法学理论、人权理论、人权教育,著有《人权的原理与保障》等
利益和道德作为人权本质的两个重要方面，二者辩证统一、互为支撑、不可分割。二元统一人权本质观是对权利本质观范畴的拓展，不仅是对人权理论基本范畴的完善与发展，更有利于深化人们对人权问题的理解。
范进学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法理学、宪法解释学、权利哲学与比较法学,著有《法的观念与现代化》等
“创新社会管理”是中央适应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情况而提出的社会管理的新范式。从法学的角度分析“创新社会管理”的内涵，可知“创新社会管理”的本质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目的是保障基本人权，原则是以人为本，机制是民主管理与社会协商，界限是宪法和法律，价值是建构法治秩序，目标是达致善治。
杨临萍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代院长
民法总则的正式施行，必将开启权利保护的新时代。只有全面深刻理解民法总则的精神内涵，才能在司法实践中准确适用，使民法总则在权利保障、社会治理、秩序构建、价值引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公方彬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副主任、教授,正师职研究员、大校军衔。研究方向为军队作风、廉政建设。主要著作有《决策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中国》《思想的原野》等。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政治方面，“上树信仰、中立价值坐标、下划红线”，有效遏制了党风政风下滑局面，进而形成政治生态向好趋势。社会方面，以改善党风带政风促民风，追求综合效应；遵循现代社会治理模式，将法治作为社会治理的根本路径和突破口；坚持标本兼治，梳理社会关系与行为规范，抬升柔性约束的力量。民族文化方面，注重文化品质重建，价值结构重构，同时重启人文精神长征，人文生态正在步入正轨。军事方面，强健政治品质，扫清发展障碍，改革体制编制，军事生态得到改善。国际事务方面，开拓新路，把握节奏，讲求实效，中国作用在不断提升。
张雯丽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翟雪玲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近年来，我国与印度经贸合作日益加深，在我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特别是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农业结构面临调整升级的背景下，研究我国与印度农业合作现状，分析投资环境、探寻未来农业合作潜力，对于深化我国与印度农业经贸合作、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孙亮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哲学系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德国哲学、马克思文本、国外马克思主义,著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一个批判性建构》等
立足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逻辑批判进行修补的重要任务是，重新构建新型的劳动合作模式，提升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化”维度，降低乃至逐渐削弱资本生产力的任务。这一课题的深化，不仅会在理论上刷新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解放理念的认识，同时也将使中国道路为人类新型文明所做的探索提供智力支撑。
孙丽岩
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著有《授益行政行为研究》等
政府行政倡导行政执法的非强制行为，能够更好地促进社会管理目标的实现，但实践中频繁出现的某些示弱式行政执法明显超出了政府行政自由裁量的范围，背离了政府行政所要实现的社会公共利益目标。政府行政执法一方面应倡导优先采用非强制行为，另一方面又要严格规范非强制执法行为的运用。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