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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张幼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世界经济理论、中国对外开放战略,著有《比较经济政策》等

我国对外开放已经发展到了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的双向投资布局新阶段,这意味着一个国家新时代的到来。为成功推进双向投资布局,需要注重多层次意义上的战略协同。

赵立新

延边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研究领域:东亚民族主义、朝鲜半岛问题和东北亚各国关系,著有《当代东亚民族主义与国家间关系》等

随着朝核问题的升级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中朝“同盟”关系虽然呈现出疏远的迹象,但历史的纽带依然坚韧,两国的政治关系没有公开恶化。面向未来,在大国博弈日趋激烈、朝鲜半岛统一前景仍不明朗且朝鲜核计划未见止步的情况下,中朝之间是维持“同盟”关系?还是转向正常国家关系?决定性的因素取决于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竞争的本质要求,曾经的“同盟”会有条件地延续下去。

李心愉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公司金融理论与实务、保险投资管理理论与实务

保险资金投资“一带一路”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具有一定的优势,藉此为切入点,逐步深度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是较好的选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因此就可以忽略在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中的风险。

黄群

新疆师范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

王维然

新疆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塔吉克斯坦贫困问题由来已久。近年来,通过发展经济和鼓励赴俄劳务移民,减贫效果明显。但居民贫困率高,仍是困扰塔政府的突出问题。当前,塔减贫工作面临诸多挑战:一是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对外依赖性强;二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严重不足;三是投资环境欠佳;四是自然生态环境退化。要彻底消灭贫困,塔政府任重道远。

刘勇政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

Jorge Martinez-Vazquez

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国际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教授

吴木銮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

学界对财政分权和区域不平等关系的争论由来已久。财政分权政策可能是一个提高公共支出效率的有效方法,然而除了提高效率之外,实现更大范围内的经济平等也是非常重要的政府施政目标。国际上的研究也发现,财政分权和区域不平等关系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收入再分配制度的有效性。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经济发展处于发展中阶段、财政分权制度框架还不够成熟的国家来说,财政分权可能会导致更大的区域经济不平等。

张志新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自上台以来,围绕特朗普团队“通俄”的指控就一直没完没了。从最初的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的辞职,到前FBI局长科米的被开除,特朗普涉嫌“妨碍司法”再到其女婿库什纳与俄方人员建立单独的联络渠道,“通俄门”事件不断发酵。

李岩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特朗普本欲改善美俄关系,俄罗斯方面也有改善关系的迫切需求,但是随着俄罗斯介入美国大选问题不断发酵、特朗普的身边人接二连三陷入“通俄门”调查,美俄关系短期内改善的空间大大缩小。结构性矛盾与国内政治因素叠加,使美俄关系前景黯淡。

张红宇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研究领域:农业和农村经济政策、农村产权制度和农业宏观管理等。多次参与中央和国务院重要文件起草工作。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改革的主力军。新形势下,我国农业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阶段性的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必须重构和优化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农业经营体系涉及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甚至决定着产业体系和生产体系的质量。换句话来讲,只有经营主体结构“优”,才有产品结构“优”、要素结构“优”和产业结构“优”。

李琳琦

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的乡村教育变革研究”负责人。

梁仁志

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的乡村教育变革研究”课题组成员

中国乡村教育的土壤就是农村和农民,如果离开了农村和农民谈中国的乡村教育改革,无论改革的主观愿望多么美好,改革的路径设计多么科学严密,都不可避免地要走上弯路。这也警醒我们,任何改革都必须充分尊重改革利益攸关方的意愿和利益,否则改革的挫折便不可避免,甚至可能事与愿违。

孟繁勇

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清代将违法犯罪的许多宗室觉罗发遣到东北地区进行管制,但由于监管较为松散,加之许多人自恃身份特殊,有恃无恐,继续惹是生非,因此,这一群体“再犯罪”现象较为常见,而清廷对其进行“再处理”也是比较严厉的。发遣到东北地区的宗室觉罗,虽然一部分人胡作非为,对东北地方社会造成了一定的扰害,但也有一些人在保卫开发边疆、传播京旗文化、从事文学创作方面有所建树,发挥了积极作用。总体而言,清代对犯罪宗室觉罗的管理相较于以往历代尤其是明代还是较为成功的,体现了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对维护社会稳定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应该予以肯定。

林峰

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历史虚无主义是当前影响我国的社会思潮,其妄图通过对历史“重新评价”否定革命,歪曲党的历史和新中国历史,达到其“去政治化”目的。历史虚无主义秉持后现代主义“去中心化”和“多元化”的解构主义历史观,以资本逻辑为现实基础,从抽象的人出发,借助大众文化的“拼贴”“恶搞”“反讽”等语言表达方式和叙事风格,以网络和新媒体为依托,传播其思想观点和价值取向。必须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精英化与大众化、传统性与特色性的统一,才能抵御和克服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的路径和市场。

金惠敏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理论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学位委员,陕西师范大学曲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文化理论。

文化研究在另一条道路上思考文化。首先,它将文化定义为“意指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s),即运用符号创造意义的过程及其成果。符号无贵贱之分,无精英与大众之别,一切符号均可用以表情达意,或者说,任何符号均为生命之形式。

金观涛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著有《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等

今日对人工智能冲击的忧虑,重要的不是其本身,而是现代社会包容一日千里科技革命的能力急骤地退步,其背后是现代社会立足的两大支柱本身受到科技革命的侵蚀。现代性的前提是科学理性与人文信仰的二分,当科学理性等同于技术,意味着它已异化。“上帝已死”和道德被等同于追求利益,表明终极关怀开始退出社会。如何安顿个人生命的终极意义?一个由没有道德、信仰的人组成的社会是否可能容纳科技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都是人类文明正面临的巨大挑战。

曹兴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黄李莉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伊斯兰国”引发国际争端的原因,主要有宗教冲突、意识形态冲突、领土冲突、利益冲突和国际安全隐患等多种因素,成为国际安全的主要隐患。目前,“伊斯兰国”的实力虽然被逐渐削弱,但仍在继续缓慢发展。未来“伊斯兰国”可能会进一步加强与其他恐饰组织的合作,尤其是可能将互联网战场变为主战场。“伊斯兰国”的前景虽然迷离扑溯,但因其失道寡助必将难逃灭亡的命运。

周生升

日本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博士候选人

仅以此次安倍政权支持率下滑而言,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是,虽然安倍所在的自民党受到民调冲击,但其他在野党在此期间的民调没有任何上涨势头,最大在野党的民进党的支持率竟然也在同一时期下降至可怜的5.8%。这才是我们必须要抛出的第一个疑问,除了在野党摆烂这一原因外,为什么安倍政权最近在政治上不断失分,但日本民众也没有去支持其他政党?

葛红亮

广西民族大学东盟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中国“海洋强国”战略是海洋意识普遍觉醒和承继传统海洋认知的结果,这决定了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和合”观念基础及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的行为逻辑。因而,中国“海洋强国”战略在观念上以和平与合作为导向,以发展为目标,以开放为准则,而在海上竞争层面则强调对话与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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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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