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人民论坛专题调研组
福建省能够顺利完成脱贫攻坚各项重点工作，其主要做法是：切实落实了五项扶贫举措，创新形成了三大机制模式，做到了“四到位”、“六精准”，实现了由“输血式”扶贫到“造血式”扶贫、由一般性扶贫向精准扶贫的两大转变。切实将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的精准化理念贯穿于扶贫工作的全过程，取得了巨大成效。
陈波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研究员、教授
当前构建反腐败制度机制并使之发挥作用要做到：治理腐败实践探索到哪里、制度建设就跟进到哪里。制度带有形制正式、规则刚性、连续稳定之特点，既体现出权力配置与腐败衍生、腐败违法到贪渎犯罪关联递进特征高度契合，又创新非刑事手段和刑事手段并用治理腐败模式。
王明高
湖南省廉政建设2011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湖南省商学院副校长
历史发展的经验表明，人类的结构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占90%以上的大多数人，在制度的规约和指引下行事；一类是3%左右的人，为了利益可能不惜逾越制度，铤而走险，那些贪官污吏就属此类；另一类是7%左右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献身国家、服务人民的杰出人士。我们党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针对这三类人群有所侧重地施策，构建不同的廉政文化方略。
黄宗智
《中国乡村研究》创刊主编,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兼职博士生导师。其农村社会经济研究集中体现为三本专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和《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
中国的“旧农业”——谷物生产——今天主要运作于一个行政模式之下，而“新农业”——高值蔬菜、水果、肉-禽-鱼和蛋奶——则主要运作于一个放任的市场模式之下。在国际市场竞争和粮食价格相对低廉的压力下，前者起到保护中国谷物生产和“粮食安全”的作用，但也显示倾向过度依赖指令性手段和无视农民意愿的弱点。后者则成功地凭借市场收益激发了小农的创新性，但经常受到市场价格波动的冲击以及商业资本的榨取。作为第三种模式的“专业合作社”，则主要试图模仿美国的纯经济性合作社模式，无视中国村庄，不符合中国实际。本文提倡，中国应该模仿“东亚”模式的半政府性综合农协，扎根于村庄社区，由此往上延伸到乡（镇）、县（市）、省、中央各级政府。它们主要为小农提供“纵向一体化”的产品加工和销售服务、技术咨询与服务、信贷服务、组织农资供销、组织社区活动，并参与国家政治来维护小农利益，一如日-韩-台历史经验中，其人均国内总产值以及工农业所占相对比例大致相当于如今中国的那段时期。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乡村治理、乡村建设、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著有《新乡土中国》等
当前正在全国强力推进的精准扶贫成为了基层治理中的工作重心，也引发出各种问题。做好扶贫工作，就需要搞清下面几组辩证关系：减贫的快与慢；扶贫中的精准与不精准；收入型贫困与支出型贫困；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经济贫困与文化贫困；扶贫困户还是扶村庄；发展生产还是外出务工；搬迁扶贫还是就地扶贫。
葛兆光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国家教材委员会的专家委员。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宗教、思想和文化史。
不难看出，这种让中国全面儒化的设想，目标是把中国变成儒教国。而中国变成儒教国的关键，当然是儒教必须成为“国教”，儒学则顺势成为“王官之学”。那么什么是“王官学”呢？“王官学”就是“国家主导意识形态”。成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似乎还不足，还应该成为绝对的宗教信仰。让中国变成一个政教合一，官员、士绅、民众在政治、信仰、学术以及生活上绝对同一化的国家。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问题专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随着印度的发展和中印两国之间各种问题的浮现，中国对印度的认识必然要开始。这里不能讨论中国如何认识印度，但有一点中国必须把握，那就是，和中国一样，印度也是一个文明国家，倾向于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正如中国本身，印度很难成为另外一个大国（美国或者日本）的附属。
张介平
西南医科大学副教授
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社会心态呈日趋多元化发展趋势。客观地讲，“和平理性、积极进取”是当前我国社会心态的主流，但是同样有些不良社会心态正在蔓延，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领域为:社会现代化、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转型社会学
也许垃圾人的概念可以为我们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有益的线索。但一查有关垃圾人的研究，却非常的失望。对于这样一个很有意义的概念，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研究。有的只是对这个现象的简单描述，以及提醒人们在遇到这种垃圾人的时候如何应对。
郑风田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领域为:"三农问题",食品安全,农村产业集群与创业、企业与环境关系等,著有《制度创新与中国农家经济行为》等
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而相对应的是，农业生产方式要进行转变，要从追求食物数量安全过渡到质量安全，要从传统低效利用资源过渡到高效率。我国已有一多半人口生长在城市，大部分人已不满足于吃饱，而是能够吃好，要吃得健康绿色安全。目前我国不少种植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不进行彻底改变，长远来看将造成严重的生态后果。
陈亚蕾
铁道警察学院教师,研究领域:治安管理学
政府职能转移关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否，是实现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社会发展进程的加快，以转变政府职能为主要内容的行政体制改革和以构建“小政府、大社会”为目标的社会体制改革深入推动和发展，探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管理的呼声愈发高涨。由于社会组织具有公益性质和公共特点，在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何颖
黑龙江大学教授,研究领域:行政管理、哲学,著有《非理性及其价值研究》等
霍建国
黑龙江大学副教授
国家能力是指国家为实现国家意志与目标依法行使国家权力、履行国家职能过程中所展现的实际效能。这一含义强调国家能力是实现其国家意志与治理目标的能力，是行使国家权力、履行国家职能的过程中所具有的能力，是在调整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中形成的能力。国家能力既包括以国家的整体效能为衡量标准的综合能力，又包括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特定活动中所具有的具体能力。
黄承伟
国务院扶贫办全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主任、研究员,著有《中国西南扶贫世界银行贷款项目模式的实践与探索》等
贫困是人类长期面临的社会现象。时至今日，贫困问题依旧困扰着世界，是社会发展的首要挑战。当前中国扶贫开发工作实践中，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彰显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正越来越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
迟福林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院董事局执行主席,研究领域:政府转型研究,著有《第二次改革》等
随着我国初步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就业容量在逐步提高。在这个背景下，要实现去产能与扩大就业的双重目标，重要的是抓住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在扩大就业的同时调整就业结构，提高就业质量。
陈晓波
南京邮电大学党委办公室助理研究员
王玮
南京邮电大学贝尔英才学院副教授
当下，互联网在信息沟通方面影响持续扩大，网络政治参与成为新兴参政模式。我国当前正在大力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尝试将这一新兴模式运用到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将全面提升服务型政府建设水平。
郭为
中国信息化百人会成员、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副会长、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大数据为公共服务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一座像佛山、福州这样的地级城市，政府为居民提供了2000多项服务，而实际上民众的获得感都很差，政府的管理成本也非常高。我们用互联网的方式去解决，搭建民生服务平台，使民众获得服务的路径便利。网络化的民生服务平台，还提供了一个可视化的管理后台，大规模的数据模型为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建立预测模型，进而调整相关政策。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