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孙文凯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我国城市发展的历史也证明, 政府干预对城市发展的快慢与否、合理与否具有重要影响。但是，在最近过去的十几年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对于政府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有两个理念上的分歧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澄清。其一是政府主导城市发展，主动控制；其二是政府服从城市规律，服务于此规律，被动适应城市发展。当前，我国的城市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不澄清这两个发展理念，政府管理城市总会犯或大或小的错误。
谭浩俊
天和智库北京经济研究所专委会委员,曾历任江苏省冶金经济管理学校团委副书记,镇江市财政局办公室副主任、信息中心主任,镇江市政府办公室综合六处副处长、处长、助理调研员
创新，无疑是“独角兽企业”诞生最核心的因素。没有创新，就不可能诞生“独角兽企业”，即便侥幸诞生，也很难维持下去。譬如一些依靠市场炒作产生的企业，往往生命力都很短。但是，创新也不是一个名词，而必须有具体的载体做支撑，有具体的条件去满足。
郭松民
独立新闻评论员、独立学者、独立影评人,法学硕士、空军中校、原空军航空兵部队飞行员,先后毕业于空军第三飞行学院、空军政治学院、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社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中心特约研究员。
通过纪念建军九十周年的活动，找回并重新擦亮人民军队的军魂：毛泽东军事思想，包括毛主席为人民军队制定的一系列建军原则，才是最重要的。毛泽东军事思想，过去是我军战无不胜的根本原因，今后也将是强军的根本力量源泉。失去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就失去了灵魂，而一支失魂落魄的军队，是不可能打胜仗的。
刘金程
中国矿业大学廉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面清理党内法规，持续完善党内法规和制度建设，管党治党的篱笆越扎越紧，“不敢腐”的制度日益完善。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隐含着依规治党、标本兼治、规范执纪的思维逻辑。新形势下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还需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加大制度执行力度，推进制度创新。
李慎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金融帝国主义时代还可能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我们决不能把这一时段看轻了，看短了。认为当今时代已是和平与发展时代，就是把金融帝国主义这一时代看轻了、看短了。当然，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一时代的长短，取决于世界各国人民特别代表其根本利益的共产党人对这一时代的认识和与金融帝国主义合作、竞争、博弈本质上是较量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梁红
CF40特邀成员、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在杠杆方面，我国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承受杠杆的部门。中国的杠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值得关注的点：广义政府部门畸形的资产负债表结构和房地产市场存在巨大的补库存需求。
杨志云
管理学博士,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毛寿龙
政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执行副院长
区域政府间合作“关系”制度化的关键是确定合作的条件和机制。借鉴西方政府间合作模型，开发中国情境的概念框架成为题中之意。行政性分权、发展型地方主义和干部晋升锦标赛体制不利于政府间合作，棘手问题和相互依赖改变了这一制度环境。政治驱动、府际契约或承诺塑造了约束机制；组织协调、目标考核和收益共享则构建了激励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嵌套下个体层次、治理层次和制度层次的互动塑造了区域政府间合作过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故事”显示该框架的有效性和独特性变量。
谢宝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中国城乡结合部治理、改造及转型、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政治学理论等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纪检监察部门对领导干部瞒报个人相关事项的查处日益严厉，新颁布的相关规定和办法对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范更多、更细，对瞒报“家事、家产”行为查处更严、更实，领导干部对此应予高度重视。落实领导干部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可惩治贪官、预防腐败，根除“能人腐败”“带病提拔”“边腐边升”等顽症，意义非凡，不可小视。
张涛甫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著有《纪实与虚构: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语境中的电视剧生产》等
新传播技术引致的不确定性表现在以下诸方面：技术“活性”、网民行为、市场、人为干预、科学认知的不确定性。如何在现有认知和行为局限性下，获得对不确定性的最大程度理解与控制，笔者认为要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一、跟进技术进化节奏，洞察技术演化规律。二、洞察互联网语境下的市场逻辑。三、洞察网民的行为逻辑，减少人为干预的盲目性。
袁超
上海行政学院党史党建部,研究领域:比较政治理论、政党基础理论与中国政治
张长东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
我们必须重新调整的不仅是政体二分法，更是这一政体类型学背后的二分逻辑，这意味着不仅要把威权政体和混合型政体当作可能长久存续的政体类型来研究，更要建立一种政体类型的连续谱意识，即形成一个包括专制、威权、混合型、民主以及尚未出现的可能更有利于实现人类普遍价值的政体在内的政体谱系。
刘道玉
原武汉大学校长,著有《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等
近年来中国学术发展呈现出一幅悖论的景象，一方面是学术经费、科研投入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抄袭造假、虚假引进、学术乱伦、买卖论文等学术腐败在中国学界盛行。
于同志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指出：“要打破高校和社会之间的体制壁垒，将实际工作部门的优质实践教学资源引进高校，加强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工作者和法治实际工作者之间的交流。”案例是联结法院和法学院的绝佳纽带。
沈志荣
苏州大学社会公共文明研究所副所长,博士、讲师
沈荣华
苏州大学地方政府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县级行政管理理事会副理事长
行政权力清单改革的意义，在于推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行政权力清单改革的不足，主要源于动力源泉中的行政直接介入，以及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同缺失。行政权力清单改革的完善，需要借助于法律依据的完善、法律责任的完善、法律程序的完善，其中，关键是集中公众意志，克服改革任性，实现改革稳定，从而保证行政改革的法治品性。
李培楠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万劲波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领域:科技战略与规划、绿色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一个超智能的人工智能社会，将会扼杀大量的传统工作机会，少数精英将会非常擅长完成自己的目标，如果这些目标与社会目标发生冲突时，会给社会稳定造成危害。一方面要前瞻布局能够改变人工智能现状及未来具有本质特征的基础研究工作，反思人工智能发展路线图；另一方面要重视人工智能可能的风险甚至是危害，为人工智能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好政策环境。
周庆智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中国政治社会学、中国政治制度、基层政权组织及制度与文化的经验,著有 《中国县级行政结构及其运行:对W县的社会学考察》等
“文山会海”源于基层治理的“文件政治”与“会议行政”特性，它由中国基层政治动员型体制和行政压力型体制所决定。遏制“文山会海”，需要在党政职能及权责分开、政府职能转变以及社会监督等方面进行改革和创新，亦即从现行体制的政治约束和行政实施特性上进行改革，如此才能消除“文山会海”产生的根源及其衍生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等外在表现形式。
周平
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学系主任,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民族政治学、地方政府与边疆治理。
今天的陆地边疆治理面临着治理资源不足的困扰。经济资源匮乏、社会资源短缺、政治资源不足等，已经对全面加强陆地边疆治理形成掣肘。综合国力已经全面提升的中国，完全有条件和能力投入更加的资源于陆地边疆治理，进而全面改善陆地边疆治理的资源支持状况。在此条件下，突破陆地边疆治理的资源困境的关键在于，以新的视野和立足点来看待陆地边疆，以改革创新的思维在陆地边疆治理问题上做出合理的战略选择和策略选择。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