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2021年以及“十四五”的宏观政策，以“稳”为主是最重要的。未来几年的宏观经济政策，目的不是要多高的增长速度，去争什么全球唯一，而是要稳定国内市场、稳定就业、稳定金融风险，避免出现多个泡沫被同时捅破，引发系统性的风险。我们认为，“十四五”的“稳”是底线型的稳——要守住风险底线；也是防守型的稳——对外要扛住压力，内部经济别垮了；同时还是打持久战的稳——目前中国的问题不是短期的，而是结构性的、趋势性的，是长期的。
张明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郑联盛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肖立晟
九方金融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
葛天任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从历史经验来看，在遭遇大规模负面冲击后，新兴市场经济体人均收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通常要比发达国家晚上两年至三年。在新冠疫情冲击下，新兴市场国家出台逆周期政策的力度明显弱于发达国家，时机也明显晚于发达国家。此外，即使疫苗大规模推广，疫苗大概率先在发达国家大规模实施，之后才可能在新兴市场大规模推广。对处于疫情重灾区，且本国经济金融基本面比较脆弱的拉美国家而言，不排除在2021年爆发经济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朱锋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中国南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回首2020年新冠疫情给全球带来的冲击和挑战，看到人类再一次在伤痛和磨难中艰难前行。从国际关系的视角来看，新冠疫情作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战略语言的具体写照，显然是当前全球政治变革的最大变量。然而，当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变化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新冠疫情并没有改变地缘政治的结构性因素，反倒是激化了一些固有的冲突性和对抗性的矛盾。了解新冠疫情背景下世界政治的“变”与“不变”，是准确和科学判断新冠疫情的全球政治效应的关键。
鞠建东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
历时8年， RCEP终于在2020年11月正式签署。在此之前，美国已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美国宣布“退群”之后，日本接替美国成为主导国，继续推进TPP，并达成《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可以看出，亚太地区国家对于深度合作有着相当强烈的愿望，RCEP、CPTPP的达成代表了这些国家的理性选择。之前，由于中美贸易争端等因素，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加剧，而RCEP的签署表明亚太地区更加深度的经贸合作仍能继续推进。从这个意义上来看，RCEP是全球秩序重建的重要信号。
党国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反映国家或国家联盟强大的基本特征是经济有活力，贫富悬殊小，稳定成本低。一个社会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广泛的价值认同。决定这几方面特征的支撑力量是广义社会分工的深化与社会中间阶层的壮大。深化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与土地规划管理制度改革，增加城市独栋房屋供应，改善中国城市居民的居住形态，采取最有效的社会分配政策，调整劳资关系，解决好过度劳动、工资水平低问题，是促进中国中间阶层健康发展的关键。
郑新业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张力
财政收支体系改革的方向是稳定总量、调整结构和创新工具。第一，需要改善财政支出结构，减少对劣等公共品和已饱和公共品的供给，提升资金效率。第二，财政支出中用于负外部性治理的部分要适当地由税收工具替代。通过差异化税率改革提高环境污染税、碳排放税收标准，并节省污染物处理的开支。第三，通过增大直接税占比强化财政的自动稳定器作用，并通过建立清晰的财政规则规范政府的自由裁量权，以透明的预算和债务管理调节市场预期，形成与货币政策的良好互补。第四，以税收工具替代财政支出中用于降低收入不平等的部分，提升所得税结构的累进性，并以1亿元为起征点设立遗产税，填补税收体系缺口。
易峘
华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现在“后疫情时代”这个提法非常多，似乎2021年周期的变化完全是疫情后脉冲式的“正常化”过程。其实疫情因素之外，现在的趋势从2017年开始就一直在发生，只是2020年的疫情冲击让趋势更为明显，另一层面说就是加速“出清”了。关于2021年的趋势变化，简单说就是看贸易周期、制造业周期、全球工业品价格（PPI）、企业盈利和融资成本，以及相对汇率的强弱都可能和前几年的趋势不同——“惯性”可能被打破。
王娴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上市公司研究中心主任
注册制是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公开发行监管制度，从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以联邦立法确立以来，它已经成为全球公开发行证券的通行制度。科创板正式启动并进行注册制试点以来，我国注册制改革不断有序推进。辨析金融产品与商品的监管差异，辨析银行保险与股票监管的区别，辨析实质监管与信息披露监管的不同，才能坚定不移地推进注册制，即坚持市场化导向，不干预定价、不调节发行节奏，坚持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监管理念。
游启明
浙江海洋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在"群体性"崛起背景下，霸权国的利益与崛起国的行为是决定霸权国威胁评估的核心变量。霸权国的威胁评估要经历三个战略阶段∶首先，霸权国会对自身的利益按重要性进行排序; 其次，识别崛起国的行为;最后，霸权国会把第一阶段所划定的利益与第二阶段识别的行为进行对比，将严重危害自身利益的崛起国视为主要威胁者。一战前英国维护霸权地位的威胁评估的案例，揭示了把霸权国的利益与崛起国的行为作为霸权国威胁评估的核心变量，不仅有利于国际关系理论的积累性研究;也有助于在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作战略竞争对手背景下，映照中国强国复兴战略的实践。
徐忠
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曾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局局长
邹传伟
万向区块链首席经济学家
央行数字货币有多种设计方案，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央行数字货币是批发型还是零售型。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的使用限于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之间，不面向公众。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也被称为一般目标型，其使用面向公众。从主要中央银行的央行数字货币项目看，有的以零售型为先，比如中国人民银行的DC/EP。有的以批发型为先，比如加拿大银行的Jasper项目。随着央行数字货币设计方案在一些关键问题上逐渐达成共识，央行数字货币项目需要做出的最重要选择是以批发型还是零售型为先。这个选择将决定央行数字货币的目标应用场景、设计和开发路径以及推行策略。
施东辉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教授
回首本世纪以来美国经济的结构变化，我们一定会惊讶地发现：少数巨无霸式公司迅速发展和崛起，在各自的行业里变得越来越占主导地位，并在极短时间内促成社会运行方式的重大转变。与此同时，工人薪资增长缓慢，劳动收入比重下滑，通胀率低迷，但公司盈利能力和股市估值却迭创新高。这些现象构成了美国经济的所谓一系列“迷思”（Puzzles）。
洪永淼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不管是私有制，还是中国目前的混合经济制度，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通过市场机制进行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而且，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实践者，无论是公有制企业的法人代表，或者私有企业主，还是消费者个人，均有各自不同的利益，都是在维护自身所代表的利益前提下，根据市场价格信号，进行经济活动。所以，在目前这种市场经济制度下，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或者现代经济学，有相当部分可以用来借鉴并指导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深化经济改革。
白津夫
东北财经大学东北亚经济研究院专家与学术委员会委员
数字资源成为战略资源，对于企业资源优势需要重新评估，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源垄断优势需要重新界定。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有两条路径：一是反应型数字化，主要还是复制一种数字化战略以应对竞争对手的数字化成功；二是变革型数字化，着力改变商业模式、用户体验和运营流程，更加体现客户的参与互动，这才是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的标志。国企要主动变革，通过数字化再创竞争新优势、造就企业新文明。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在资本过剩环境之下是很难产生通胀的，因为通胀会转化为更低价的商品和库存，所以商品的价格都上不去。但在几种关键商品领域或是一个应急时期，形成、制造出来部分商品的“人为短缺”，如过去两年中国的猪肉价格大涨带动物价指数上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一定阶段的通胀。这种通胀可称之为“价格扭曲造成的通胀”。我预料在今后一个时期，国内市场又会出现这种形式的通胀。这一次的原因是，随着疫情控制的逐步改善，疫情影响基本结束，全球经济大幅反弹，在各国的生产秩序重组过程中出现了产品（原材料、能源或关键零部件）的人为短缺，结果造成通胀现象。
郑彧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金融产生空转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并不在于金融市场本身，相反它恰恰可能体现了金融作为工具满足市场主体进行避险的工具功能，故此“金融空转”的现象不应当局限于金融市场而应该从实体经济上寻找原因。事实上，实证研究的经验不难发现只有当金融市场的资金供应端充裕，而资金需求端的实体经济不能满足资金供应端的回报需求时才会出现“金融空转”的问题，由此在对“金融空转”选择监管应对时，我们需要首先思考的是“到底是因为‘经济影响了金融的风险’，还是‘金融影响到经济的风险’”这样一个基本命题。
王志成
天翼物联科技有限公司研究中心
当前，在全球范围内，5G正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众多电信运营商均已经宣布或即将宣布5G商用。根据GSA的统计，截至2020年9月中旬，全球共有129个国家/地区的397家运营商对5G网络进行了投资，124家运营商已经进行5G网络的建设，其中来自44个国家/地区的101家运营商已经推出了符合3GPP标准的5G服务（94家运营商推出了5G移动服务，37家运营商推出了5G FWA或家庭宽带服务）。尽管众多运营商开展了5G网络的投资与商用，但在全球范围内，发展极不均衡。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