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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赵华胜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中国论坛特约专家

从理论上说,作为一种工具,不排除与俄罗斯结盟的可能,但从可能性和功能效应角度看,结盟不是最佳选择,继续保持战略伙伴仍是更优模式。结盟虽是一种可能的选项,但这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中俄结成联盟的基本条件是美国同时对中俄构成严重的直接安全威胁,出现可能发生军事对抗的形势,安全成为中俄最迫切和压倒一切的战略需求。在中俄美关系的语境下,一旦中俄结盟,即意味着美国已是公开的敌人,虽然通过联盟可以减轻它的威胁,但一个大国成为敌人本身就构成巨大的战略压力。

孙志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郑江淮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下,全球经济活动组织模式的数字化变革正在加速,从研发、制造直至最终消费等价值链不同环节的数字化水平都显著提高,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功能模块化和碎片化趋势日益突出 。发达国家利用其在新一代技术领域的优势不断强化其垄断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被进一步锁定在中低端的“制造”环节,陷入“功能分工陷阱”的风险随着数字化转型推进加快愈加凸显。中国能否成功跨越全球价值链的“功能分工陷阱“,克服被功能锁定的风险,推动经济向价值链更高端转型发展,仍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和新挑战,亟须深化产业、创新、区域、投资、规划等方面的改革。

肖立晟

九方金融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

尤众元

从经济增长和通胀数据来看,美国经济走势与次贷危机后政策强刺激下的快速反弹期(2008年三季度至2009年四季度)类似。由于次贷危机导致居民资产负债表受损严重,在刺激政策退出后,2011年美国地产再次下滑,经济随后进入漫长的居民资产负债表修复期。不同的是,新冠疫情危机的风险主要来源于供给层面,居民和企业杠杆率相对平稳。如果未来疫苗能够推动经济恢复正常,美国经济可能反弹速度会超出市场预期。我们认为,市场暂时没有考虑美联储加息预期,但是从2021年年底至2022年一季度,美联储可能会给市场释放一定的加息信号。

欧阳日辉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郧彦辉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产业政策所智能制造政策研究室主任

张龙

赛迪顾问智能制造研究中心总经理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与制造业深入融合,不断改变着制造业的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和发展模式,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就是这次世界经济加速向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我国在多个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支撑智能制造发展的5G、大数据等技术方面处于全球第一梯队,为未来智能制造的全球竞争奠定良好基础。

王桦宇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鲍春晖

上海交通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在“十四五”期间和面向2035的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将按照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要求,既巩固已取得的制度建设成果,并以此为前提和基础,加快推动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步伐。建立现代财税体制,需要全面提升预算配置财政资源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有效性,更好推进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分工协作、有序运转、有效履职,增强税制促进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和市场统一的作用,以期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陈斌开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国际经验表明,不平等是发展中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掣肘因素,过高的不平等使得众多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平等是发展中国家的阿喀琉斯之踵,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收入分配出现持续恶化,机会不均等、制度内卷化、政治不稳定往往随之出现,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大幅度上升。不平等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灰犀牛,在增长中促进社会公平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特朗普时代即将翻篇,但特朗普主义还将长期存在。面对美国的“政治切换”,中国和众多西方国家都需要调整自己的策略,尽早摆脱“特朗普惯性”,使各国的外交回到理性的正常轨道上来。中国是个有庞大国家利益的大国,我们应该有大国格局,着眼长远,着眼系统目标。在拜登时代即将来临之际,中国需要根据国家大局、长远利益来调整某些外交政策和做法,为未来的中国发展铺垫好政策。

滕泰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张海冰

李明昊

当前,中国消费需求不足的现象值得高度重视。导致消费需求下降的不仅是疫情冲击,2008年以后中国的消费增速就进入缓慢下行的通道,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增速来看,从最高点的23.3%逐步下降到10%以下,疫情前的2019年一度跌至7.2%的低位。可以设想,即使没有2020年的疫情冲击,中国消费需求的增速仍将逐渐下行,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结构性原因。扩大传统消费需求的改革措施,可以涉及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方方面面,但核心还是要找到新办法、创造出新需求!

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

在全球化时代,王道原则具有成为国际领导行为准则的优势。王道原则可以将某些自由主义价值观纳入其核心价值观,从而使王道型领导成为对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有利的领导,这与传统的霸权和美国的仁慈霸权不同。王道领导采取的道义原则可增强其追随者对王道领导的信心。然而,要使王道原则成为为人所普遍接受的规范,领导国的国内意识形态与它在国际上提倡的政治价值观必须是一致的。

中国银行研究院中国经济金融研究课题组

预计疫情的影响至少在2021年上半年仍将延续,主要经济体将维持目前的宽松财政和货币政策。如果疫苗在2021年二季度或三季度得到推广,全球经济有望在2021年下半年真正走向复苏,全年GDP增速预计达到4.5%。但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疫情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未来几年,全球经济预计将呈现“三低、三新”的特征。

彭云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助理研究员

马亮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从行政效能来看,“好差评”制度能够有效打破政府侧与社会侧的信息隔阂,使“政府从以职及需向以需履职转变”,最大限度实现服务需求与有限公共资源相匹配;从行政监督角度看,“好差评”,真正把监督落实到对政府的宏观制度环境、中观体制机制和微观工作人员的全方位监督中,实现企业群众诉求与行政问责的精准匹配。当前全国“好差评”制度建设工作仍在加快推进,然而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却不容忽视。对全国省级“好差评”制度执行情况的评估显示,目前它还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在具体推行过程中也面临较大阻力。

冯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一种集合反映与结果,在看待潜在增长率众多测算结果时应避免“机械主义”的刻板态度。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速仍至关重要。当前“经济增长治理”的要义:一是在短期要确保实际经济增速不过度偏离潜在增长率,避免产出缺口过度放大;二是在中长期要尽可能地创造条件提高潜在增长率水平。前者主要由逆周期调节工具来实现,后者则须通过深化结构性改革的方法来实现。

肖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魏康桥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语学院研究生

11月23日,美国当选总统拜登提名43岁的杰克·苏利文为新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利文在担任希拉里国务卿办公室副主任时,就表现出了自己超一流的水准。特朗普政府的末期,作为“帝国中枢”的国安会已经因为几度折腾而元气大伤,基本不再发挥固有的协调、监督和建言功能。苏利文强调美国例外论和美国霸权的同时,一直关注美国外交政策对国内民众的影响,尤其是在意外交政策如何服务于国内中产阶级的利益。苏利文的政策立场不是回归传统的建制派,而是一种更加平衡、更加稳健的新的“中庸之道”。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李鹏飞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

钟辉勇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管理学院副教授

劳动力市场统一的最终目标是城乡间和地区间的劳动力自由流动,既可以通过经济的集聚产生巨大的生产效率,又可以获得城乡和地区之间的人均 GDP 和人均收入的收敛,这条“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道路可以实现效率与平衡的双赢。面向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时代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发展道路需要在观念和制度等方面进行全方位革新。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央行直接进入资本市场,通过微观层面的经济行为来实现“精准滴灌”。如果将其进一步抽象,这是一种“政府——部门”的货币调控思路,考虑让政府跳过金融机构,直接将资金投入相应行业,并通过市场中正常的分红和盈利行为来回收过量供给的货币。中国目前面对明显的“再投资失序”问题,需要培育对提振有效需求效率更高的投资路径,考虑到地方债务已逼近红线,借鉴日本央行的经验,由央行出面介入证券市场,提供稳定资金预期正当其时。

姚洋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需要更多地依赖于科技创新。能否保持科技创新的速度是一个关键。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效率的综合性指标,根据计算,中国在过去的20多年中基本上能够达到3.5%到4%的增长速度,这是相当快的,但要稳定在这个速度并不容易。以后我们更多地要靠真正的创新,而不是像以前一样的“拿来主义”,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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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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