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现在提出的财政政策叫“积极的财政政策提质增效、可持续”。这里面有几个关键词：财政政策要积极、提质增效、可持续。看起来和以往的表述差别不大，实际上还是有差异的，特别是强调了可持续，说明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度、有分寸。这三个关键词围绕着一个目标：对冲公共风险。今年，全球疫情在收敛，中国疫情也得到有效控制。首位风险转移到了经济社会上，即怎么让经济尽快恢复，为就业和收入增长创造条件，从而稳定社会。所以，对冲经济和社会风险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上，这意味着财政政策从目标到内容都会做出一些调整。
胡波
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南海局势近两年不断发酵，三类矛盾或博弈非常明显：中美间的战略竞争，中国和部分东南亚国家的主权和海洋权益之争，以及地区海洋规则和秩序竞争。中美间的战略竞争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海洋争议问题，上升为影响南海局势的首要矛盾； 在海洋争议问题上，海洋权益之争的热度超越了岛礁主权争端。短期内，这些矛盾都很难得到实 质性缓解，还可能继续加剧，南海形势确实存在失控的风险。鉴于此，中国既要看到形势的严峻性和紧迫性，又要看到矛盾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保持战略定力，设立合理目标，在与各方积极的互动中谋求管控和缓解三大矛盾的可行路径。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现在的中美两个国家，各自犹如一辆重型卡车，一旦开动起来，要想刹车、转向、掉头，那都是非常困难的。美国很清楚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面临一个发展中大国走向现代社会时必然遇到的很多问题，中国需要团结和凝聚力；美国则面临后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需要在共识的基础上采取行动。这种背景下，两个国家都会因为各自不同的理由，需要一次“不成功的会谈”。至于未来的两国关系，对两国外交人员都提出了挑战。
周小川
中国金融学会会长，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中国“30·60”碳目标，在国际上做出了中国的承诺。这是一个值得深刻理解和落实的重要转变，这种转变并不是表述上的微调或者政策上的延续式更新，而是理念上、认识上、立场上的转变，是需要我们深刻学习领会，并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付诸实践的。目前，我们在行动落实上还有不小的差距，比如，这两年国内煤电项目还呈现较强的扩张势头，国际上与“一带一路”相关的一些煤电项目的融资仍有中国的参与。这都表明，要深刻认识并践行“30·60”碳目标并不是一个容易完成的转变过程。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3月5日，欧盟和美国同意暂停因长达16年的飞机补贴争端而对数十亿美元进口商品征收的报复性关税，为期四个月。3月4日，美国与英国也联合发表声明表示，两国将暂缓执行有关空客和波音补贴争端的报复性关税。美欧双方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四个月的关税冻结将涵盖美国对75亿美元欧盟进口产品征收的全部关税，以及欧盟对40亿美元美国产品征收的全部关税。美欧取消报复性的关税、改善贸易关系不仅是双边问题，而可能改变全球地缘经济格局，对于中欧经济关系、中欧投资协定的最后通过，都将产生微妙的影响。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陈达飞
东方证券宏观研究员
“如果你调戏通货膨胀，它一定会嫁给你”。最肆无忌惮的“调戏”，莫过于将一切分析和政策建议都建立在低通胀基础之上。时下最流行的现代货币理论（MMT）者提出的政策建议的逻辑起点就是：通货膨胀不是紧约束。反之，如果通胀是紧约束，廉价货币与赤字融资相结合的政策空间就比较小。如果说MMT的实践在2008年之后阻止了一场大萧条，以及在应对新冠疫情中阻止了一次经济危机，那么，下一个十年，MMT的政策建议或可能被证伪。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尽管拜登总统刚开始执政，人们完全必须继续较久地观察，完全必须防止匆忙地做任何总的和经久的结论。但是，从中长期说，中美之间在诸关键领域的彼此妥协、紧张缓解和关系改善大概势必有限和短暂。走向乃至跌入“修昔底德陷阱”大概近乎势所必然，不确定或不可预知的大致只是时间和跌入之前的曲折历程。而如何逆转趋近“修昔底德陷阱”的趋势而逐步和经久地远离之，是个政治、战略甚或文化意义上的头等难题。
钟正生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张璐
政策“不急转弯”，在政府工作报告得以充分体现：1、2021年经济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多数回归常态，且对政策刺激多不构成硬性要求。2、政府工作报告通篇对高质量发展给予了很高权重.3、财政、货币政策安排体现了“不急转弯”的取向，强调“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财政政策温和退坡情况下，这种相机灵活性或将更多体现在货币政策层面。4、围绕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红利凸显、细化，包括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将给中国经济注入行稳致远的动能。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整体来看，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显示了美国市场的通胀预期在增强。但自2008年以来的世界经济，一直“沉浸”在信用扩张和资本过剩的环境中，并未出现通胀显著上升的现象。对于已经变化了的世界，基于传统经济理论对于通胀的判断，可能需要根据形势变化进行修订。对于美国和中国来说，都不太可能出现显著的通胀。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过去的资本市场以全球化市场体系和规则为主体，地缘政治事件往往以突发事件的形式来刺激市场，引发资本市场的短期波动。不过，现在的形势与过去有了本质不同。全球化时代已让位于逆全球化阶段，以市场经济规则为主体的正常市场，开始处于地缘政治因素的长期影响之下——过去作为突发“变量”的地缘政治因素，现在则成为影响市场发展的“常量”。现在的国家经济政策或企业投资决策，如果不考虑到地缘政治背景，很可能会出现误判和决策失误。
熊炜
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教授
现有大国崛起研究往往过多关注“修昔底德陷阱”式案例，忽略了诸如德国“嵌入式崛起”的替代路径，从而导致不同程度的选择偏差和执果导因问题。嵌 入式崛起是指崛起国通过价值内化和身份塑造，“嵌入”主导国所建立和维护的价值体系和国际秩序中，并以此为基本前提来积极追求权力的增长和影响力的扩大，聚焦于规范性权力的塑造而非基于实力的权力，致力于成为“塑造性大国”。德国在半个多世纪中践行了嵌入式崛起，在大国地位稳步上升的同时避免了与现有霸权国及其体系之间的紧张关系。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资本市场对于未来一个时期的中国经济和社会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认为，应当高度关注资本市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明显的枢纽作用。中国的金融实际上存在两个体系，国企、财政和地方是与体制有关的内部金融，外部则是外资和资本市场，中国央行作为监管者处于跨两边的处境。现在和今后，国内财政和地方的处境非常困难，所以经济结构的改善、科创企业的发展，以及国企混改等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资本市场的发展。同时，居民财富的增加也离不开资本市场的繁荣。
包刚升
复 旦 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 学院 副教授
王志鹏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亊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半个世纪以后，未来的全球领导者甚至需要超越民族国家，为新的世界秩序立法。客观地说，中国的快速崛起得益于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中国过去 40年间是所有发展中大国中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二是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这会让每一个人均指标的进步产生巨大的乘数效应。正是经济快速发展乘以巨大人口规模，造成了最近几年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中国崛起"现象。但是，中国的这种成就，跟一个国家获得全球范围的全面领先地位还不是一回事。根据英美两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历史经验，如果不能获得全面领先地位，就谈不上能否成为全球领导者的问题。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在城镇化浪潮下，要吸引人和资本，不能光靠小农体制下的土地承包制度来“固定”农村人口，必须重启新一轮的农村改革。而且必须瞄准中国农村改革的根本性问题，以土地制度改革为核心，进行一系列制度性改革，为更多的“新农民”和工商资本下乡提供更长期的制度保障。吸引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下乡，把土地资源资本化、进而资产化，既盘活农村资源，优化市场资源配置，也能让农民从中受益。
楼春豪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副所长
近年来，在自身国内政治生态变化、对外战略方针调整以及中美博弈加剧的多重影响下，印度的对华政策出现较大转变，由此前的“竞合并存、总体稳定”转变为“突出竞争、淡化合作”。这种转变主要表现在：对华意识形态较量升级、经济合作动能下降、边界问题上更加冒进。印度对华政策的转变，使得中印关系的波动性和竞争面上升，两国在国际和地区层面的竞争与碰撞加剧，也使得1988年拉吉夫·甘地访华以来的中印互动模式面临重构。
张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兼欧洲研究所所长
由于美国大选及拜登新政府的上台，欧美关系将出现一些新的变化，这会影响到中欧关系。但中美欧三边互动性质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欧美关系将更为紧密，但变化更多的是形式，双方关系将更为融洽，实质性合作仍有限度；中美关系很难好转，但至少可预期性增强；中欧关系不确定性上升，但可以确定的是，欧洲不会放弃与中国的接触政策。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