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贾康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
程瑜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于长革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收入分配是直接关系亿万民众切身利益的重大而复杂的问题。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在“激励—约束”框架下，廓清“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准确内涵，对收入差异形成原因做出正确分析，为把握好政策理性奠定认识基础。中国优化收入分配的基本思路，应是以共同富裕愿景为“目标导向”，结合“问题导向”，加快推进由“先富”向“共富”的战略转换。
常晨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土地利用和人口流动、产业发展方向相背离的新城建设，是新城发展缓慢、地方政府债务高企的关键因素。有效的城市建设须以劳动力自由流动为基础，做到土地利用配合人口和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同时注重新城之间的有效分工和产业联动。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以大城市和都市圈为区域经济增长极的高效城市体系。
向玉琼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政治学流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公共政策
李勤
江南大学理学院讲师
任何组织都是与当时代的社会结构相适应的，工业社会是一个分工——协作的体系，适应这一体系的官僚制就成为了组织的典型形态。而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使得政策问题以一个整体出现，其复杂性超出了作为分工——协作系统的官僚制所能解决的程度，这时需要一种全新的组织载体来重塑政策过程。这就是合作制组织。合作制组织是一个合作的行动系统，基于此开展的政策制定是一个合作而不是协作的过程，通过合作行动来生成政策，解决具有高度复杂性的政策问题。
付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政体，是具有根本性的政治制度，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既反映了我国政治生活的全貌，也是其他各项政治制度赖以建立的前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新时代的发展，从根本上关系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及民主法治建设的进步。因此，应从多个方面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以更健全的民主制度和更丰富的民主形式，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
沈乾飞
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人情作为农民社会交往中的情感和心理认同机制，在心理上确立了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具有维持共同体成员团结互助、维持共同体社会秩序及促进共同体成员相互信任等社会功能，从而为确保自治体的自主、自立和自律等能力提供社会资源。以人情为基础建构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可以考虑以日常性人情圈、仪式性人情圈、混合型人情圈为基础，尝试建构多种形式的村民自治行动单元。
吕同舟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讲师,南开大学中国政府与政策联合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政府与政治、比较政治制度研究
中国应从以下几方面深化政府职能转变：其一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区分政治问题与管理问题的前提下明确多元主体定位，推动政治整合方式变革、拓展制度空间；其二是推进纵向权力配置方式改革，以合理确权为总体原则，依照政府间职能分工进行管理权限划分，实现权力配置制度化、激发创新活力；其三是以职责体系重塑为抓手，落实职责配置的细致化及其与机构改革的双向互动，压缩制度本身存在的“变通空间”，推动组织行为方式变革、释放内生动力。
邵宇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陈达飞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美国财政部前部长劳伦•萨默斯是悲观派的代表，他最早于2013年底提出了“长期停滞”的可能性，并于2015年正式提出了“长期停滞假说”。与萨默斯相反，IMF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则相对更加乐观。他提出了“超级债务周期”假说，以解释后危机时代的低利率和低增长现象。他认为，危机后的低增长、低利率和低增长的“新常态”只是超级债务周期中的一个阶段。当未来去杠杆告一段落，借贷困难得到缓解，经济内生动能也会复苏。
李迅雷
中泰证券旗下齐鲁资管的首席经济学家,曾任国泰君安总经济师、首席经济学家、研究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分析师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18年中国经济将更依赖消费，若消费中的住房、汽车消费增速放缓的话，就必须要通过政策刺激才能提升消费总量了。如前所述，消费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相关性较大。过去两年都是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快于平均水平，那么，2018年就应该考虑如何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了。
沈建光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客座教授
中国经济运行超预期，三驾马车协同发力，新经济欣欣向荣，基于投资贡献的低估，真实情况可能更好一些。但从政策趋势来看，2018年政策已经从追求高速增长转向更高质量的增长，三大攻坚战、防范“灰犀牛”风险，已经成为决策层的首要任务。在此背景下，预计去杠杆与环保等措施的落实会更加深入，投资也难免受到影响，延续2017年整体回落的态势。
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欧盟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察哈尔学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近著有《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等
应发挥好香港的纽带作用，推动中西智库、信用评级机构、风险评估机构建设，推动法律争端解决机制合作，共同发布“一带一路”建设风险预测、绩效评估报告；推动私企、中小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形成早期收获，打造示范项目；推动成立全球基础设施协会，引入数字基础设施、绿色基础设施、可持续基础设施理念，纳入联合国框架，制订21世纪基础设施标准；加强中国在国际基建、软设施人才队伍方面的建设，建设新型南南合作学院，培训发展中国家人才。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教授
张驰
国防大学战略咨询中心副教授
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集中体现了特朗普政府新的战略思维，主要有四个特点，即务实主义、功利主义、新型多边主义和孤立主义苗头；同时有三个动向值得关注，即重视印太地区、强调对华竞争以及消极应对朝核问题。这种新思维一旦落实到政策层面，必将产生深刻影响。对此，中国应把握历史机遇，肩负起更大的国际责任，同时保持战略定力，稳住中美关系大局，推动周边地缘战略格局向有利于己的方向调整重塑。
符平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湖北省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
对汀市与汉市小龙虾产业的比较分析表明，政府产业发展战略与会意机制的相互配合导致了同一产业领域市场体制的地方差异。不同的市场体制则通过建构出明显不同的产业组织过程、市场结构、政策利用机会和创新能力强有力地塑造了地方产业的竞争力，从而固化并拉大了产业发展的地区间差异。产业发展中市场体制的效用发挥具有若干前提条件，在研究和实践中都应对此予以重视。
徐林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
2018年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平稳增长，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够稳妥防范并化解各类风险。2018年全球经济有可能延续向好的态势，2017年国内供需两端的积极变化增长具备了向好基础，国内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推进市场化改革来保障，需要高度关注国内如何稳妥防范并处置面临的几大风险，用大智慧来处理好中美贸易投资领域的可能争端。
王振宇
辽宁大学地方财政研究院院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特邀研究员
政府间财政关系，并非简单的财政收支划分和转移支付，而是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配置效率、历史文化背景、政治民主进程以及国家统一等目标和依赖条件高度相关。财政一半是“财”，另一半是“政”，如果说以往的改革，主要涉及“财”，也触及“政”，那么下一步“政”是绕不过去的。
阮炜
深圳大学教授
技术既可能制造空前的灾难，使人类退回到二百万年前的混沌状态，也可以使人类开掘自身的无限潜力，把人类与物质世界交流的无限可能性敞开给他们，把存在的无限奥秘揭示给他们。人类已经上了技术之舟，想下来也下不来了。技术之舟载着人类越来越迅速地往前行进，向无限的未知维度推进。如果说因缘情势已发展到如此地步，把技术探索继续进行下去，似已成为人类的宿命，已成为人类不可逃避的生活方式，那么对技术的性质及可能后果作批判性的思考，也已成为人类责无旁贷的义务。
陈文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兼执行局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主要从事国际战略、国际经济、宏观经济、现代流通、现代商业等方面的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决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将始终伴随消费方式和消费结构演化的全过程。新消费和中高端消费将呈现十个方面的趋势性特征，消费需求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三架马车中的第一拉动力，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竭源泉，这是一个动态、持久的互动过程。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