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赵晓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相比于“共享经济1.0”，“共享经济2.0”正从生活资料、生活服务层面转向生产资料、生产服务等更加深刻的经济层面；从轻资产方式的资源整合转向重资产方式的资源整合；从简单资源共享平台的打造进入复杂、生态型、多级资源共享平台的打造；即从低维共享转向高维共享。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在很多方面，西方自由主义已经没有了近代那种进步的动力。它已经不再是一种具有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而是一种自以为是、没有自我反省检讨能力的虚伪主义。这种趋势如果持续下去，西方自由主义必将继续衰落，直到最后的危机。
郑风田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三农问题、食品安全、农村产业集群与创业、企业与环境关系等,著有《制度创新与中国农家经济行为》等
乡村振兴战略对“三农”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战略，它的影响不是五年，而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它带来的机遇也是相当吸引人的。包括未来我们国家农村再也不是你过去想象的样子，而是如诗如画的景象。可能未来海量的资金要投向农村。
王晓毅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农村社会学、村落研究、农村发展研究,著有《中国农村的民营企业与家族经济》等
近年来，一些地方开始出现村干部专职化的现象。村干部首先是农民，是由选举他们的村民赋予他们管理村庄事务的权力，不能因为便于基层政府开展工作，而将村干部变成专职的干部。
倪星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主任、教授
王锐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中国基层政府官员常用的避责策略则包括忙而不动、纳入常规、隐匿信息、模糊因果关系、转移视线、找替罪羊等。面临社会转型带来的挑战，官员避责行为造成改革压力指数化增长，产生公共政策失败、公众信任危机、政府内部激励不足等问题。针对官员避责所导致的不作为现象，亟待完善政府官员行为规范机制的顶层设计，对其作出系统化安排，尽快实现从模糊管理向精细管理、从无限责任向有限责任、从忠诚训练向能力训练的转变。
郑建君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基于876份有效数据的分析结果发现：东、西部地区农民对新型城镇化内涵以及推进过程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与两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表现出一定的对应性。将数据统计结果与实地调研发现相结合，进一步分析认为：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实践必须注意到地方性差异，其发展关键在于体制和制度的改革，而非经济发展单一层面的问题；同时，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还要预防和重视基于社会公平所诱发的内隐性社会矛盾的形成与解决。
叶海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近年来，伴随实力的提升，中国在很多国际问题上的态度越来越强势，我们自己认为这是必然的，没有什么不妥。但从国际规则上看，率先改变行为模式的国家要承担责任。这和行为本身的合理性、有没有历史依据无关，我们不能指望别人都会对中国的改变很支持。作为一个健全的大国国民，对外我们可以要很多东西，可以有很多诉求，但同时也必须做好为此付出巨大代价的准备。这需要思维方式的改变。
马亮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民众是否愿意配合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除了单纯的经济考虑以外，还有程序正义和集体观念的影响。民众是否相信政府会秉公持平，是否珍惜邻里感情和社区氛围，也是影响拆迁补偿是否得民心顺民意的关键所在。一些地方的政府希图“一刀切”地推行征地拆迁，用较低的补偿标准去赎买居民住宅，不仅难以为继，而且会激化矛盾。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刘亚慧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张振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生
中国在三大资本已经雄踞世界第一的背景下，针对过去加快工业化阶段派生的各种弊端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因循产业资本时期的旧轨。为此，真要做到中央十九大强调的“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就得理解当前全球资本过剩危机与国家确立的生态文明战略的相关性，据此形成“三农”问题新理解。本文指出，生态文明的重要载体是城乡融合促进社会化的生态农业和环保农村，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绿色生产方式。
滕建群
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兼军控与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博士
把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标志着美国在冷战结束以后，战略重心重大转移的一次尝试。其基本含义是，美国希望把眼光放在那些威胁其霸权地位的大国，而不再是恐怖主义或者地区国家挑战，而朝核和伊朗这样一些地区国家不可能构成替代美国而成为世界领袖的挑战，所以美国战略重心转移的目标就是要防范其他大国的崛起，直接影响其世界地位。这完全是一处冷战思维和零和游戏规则在作怪的表现。我们必须加以关注。
魏杰
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后EMBA教授
2018年实体经济主要做的有两件事。1、继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所谓“三去一降”，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18年重点将是“三去一降”的“降”，就是降成本。2、调整实体经济的结构，重点是支柱性产业的调整。所谓支柱性产业就是增长贡献排在前几位的产业。我们未来的支柱产业有三个，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现代制造业。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研究员
有关房产税的改革在2003年就已经提出，直到2011年1月28日上海和重庆进行房产税 改革试点，中国房产税改革才算是正式拉开序幕。10多年来，房产税问题不断发酵，在社会上持续引发热议。人们对房产税的认识在深入，同时，争议依然很大。 改革要于法有据。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的要求，房产税改 革进入了以立法来推进改革的新阶段。如何立法，这取决于房产税的立法取向。
唐建伟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宏观分析师
一是要主动调降并逐步淡化GDP增长目标。二是转变增长方式，从粗放转向集约。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形成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三是要实现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未来经济增长要以科技创新驱动代替要素驱动。四是要推动金融和国企改革，建立去杠杆的长效机制。要通过公司治理改革、政府软约束及金融监管改革等制度建设打破刚性兑付。其次，通过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来支持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壮大。
陈文胜
湖南省社科院城乡一体化研究智库团队首席专家、研究员
可以把中国的现代化划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的现代化是工业化，战略指向主要是处理好工农关系，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第二阶段的现代化是城镇化，战略指向主要是处理好城乡关系，推进农村现代化进程。第三阶段是全面现代化，战略指向主要是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也就是人的全面现代化，特别是推进农民的现代化进程，成为第三阶段全面现代化的一个必然要求，成为未来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王明杰
中国政法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与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领导调研是去基层了解人民群众最真实的情况，收集数据，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实践和数据支撑。其根本就是要与人民群众建立最直接的联系，才能了解最真实的情况。所以，领导干部调研，必须要戒掉形式主义、准备不充分等作风问题，真正做到轻车简从，在调研过程中，力争了解到有价值的真实情况。
刘义强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博导
大学生村官政策同未来中国农村治理的现代化以及发展方向是高度契合的，从而赋予了这一政策在实践中的战略意义。十年探索中，大学生村官政策虽然在选聘规模和质量、焦点问题、队伍能力等方面进行了完善，但现实中干不下来、融不进去、留不住人、解不了题的问题依然严峻，迫切需要实现大学生村官的精准化、职业化、制度化以及体系化，为中国农村治理与发展注入真正的力量。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