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在任何社会，一般说来，“法”是文明的沉淀物，而“法”的变化又决定着未来。然而，在“法”和“变化”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法”是制度化的最终体现，也是一个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的根本来源；没有“法”，没有社会可以生存得下去，即使是最原始的社会也如此。历史地看，每一个文明都必须实现“法”和“变化”之间的平衡，因为一旦失去这个平衡，社会政治就会失去平衡的根基。
任进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十九大提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这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合宪性审查工作的推进，将强化宪法监督制度，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良法善治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蒋余浩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
全国两会召开期间，乡村振兴战略作为热点话题备受关注。今年的一号文件贯彻党的十九大相关决策部署，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重大意义，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乡村全面振兴、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等基本原则以及乡村振兴“三步走”的规划和目标，核心内容是制定一整套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制度和政策方案。
梁启东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辽宁省社科院副院长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听取和审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报告全面回顾过去五年政府工作，总结了2017年的工作，提出了2018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以及对新一届政府工作的建议。笔者认为，政府工作报告贯穿供给侧改革这条主线，通过谋划创新驱动的发展新动能，引领经济新常态，开拓发展新境界。
吴正龙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美欧同盟关系便进入多事之秋。在几乎所有重大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美欧都存在分歧，龃龉不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美欧关系渐行渐远，进入二战之后最困难的时期。美欧在外交领域出现“分道扬镳”现象，主要原因是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政策，以牺牲包括盟国在内的他国利益为代价，把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作为其全球战略的目标。
丹尼尔•艾肯森
美国卡托研究所赫伯特·A·施蒂费尔贸易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美国任何限制进口的决定如果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大量来自不同国家的廉价原材料会威胁国家的安全，那么这将大大降低门槛，招致WTO其他所有成员国以国家安全为由保护受宠的行业。这有可能促使WTO成员国以自己国家的安全为由报复美国出口商。政府如何作出反应，以及贸易体系由此出现怎样的变化，将主要取决于美国补救措施的性质、持续时间和规模。
于长革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要根本化解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风险，促进经济良性运行，并平稳转入新一轮增长周期中，必须把深化改革作为优先考虑的选项，以供给侧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筑牢经济平稳良性运行的根基和长效机制。一方面，要在巩固前期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供给侧改革支持力度，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为经济良性发展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
沈建光
瑞穗证劵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全国人大做出了十九大后首份《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提到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经济增速维持在6.5%左右，但M2目标取消以及赤字率下降超出预期，兑现了决策层对经济增长从速度转向质量转变的要求，显示去杠杆仍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同时，深入推进三大攻坚战、个税起征点提升、持续去产能与降成本、推动房地产税立法等，体现供给侧改革与增加民生仍是今年工作的要点。
傅莹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曾任外交部副部长
中国已经明确表示，不会选择追求霸权的道路，更不会走上与现有强国争夺所谓世界“领导权”的道路，而是主张各国都应顺应全球化的潮流，让现行国际秩序和机制得到进一步延展，更好地应对新的挑战。构建更具包容性的框架，如同搭建一个共同的屋顶，去最大限度容纳各方的利益诉求和治理观念，如此，各国才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蓝志勇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
雄安建设是为应对疏解北京发展压力而设计出来的一步破局之旅，但牵涉到的问题却是时代性的大问题，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新矛盾的一个重大样板工程。雄安规划，处于世界新工业和新技术颠覆性变化的前夜，应该认真借鉴国内外大城区建设的经验，更进一步地解放思想，用更大格局的思维更新城市理念，进行城区的规划和建设，要跨越性思考，还要留下有序调整的空间、不断引领中国乃至世界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鄢一龙
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
民生国家道路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同于福利国家的一条新路，它更好地处理发展与人民福祉改善的关系，从而既保障了人民福利持续的提高，同时也避免了落入福利国家陷阱。民生国家构建根本上是要改变普通人民为了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而终生劳碌的状况，初步将劳动者从“物对人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从而促进实现属于所有人的“人的全面发展”，并最终实现人与人的自由联合。
田成有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天下大治，起于法治。实现法治，必须立法先行。如今，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也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国，必须科学立法。科学立法，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科学理念、科学内容、科学方法。
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要从根本上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把学生和家长从繁重的学业负担以及择校焦虑中解放出来，不能简单依靠推迟上学时间、取消特长生招生、叫停竞赛、规范教育培训机构经营等举措，而需要改革教育评价体系、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否则，在单一评价体系之下，所有学校必定“千校一面”、学生则“千生一面”，基础教育会应试化、竞技化。当所有学生被纳入一个跑道竞争、比拼时，家庭的教育焦虑和学生的学业负担是难以减轻的。
周天勇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如果对导致国民经济生产过剩、增长速度下行的内在形成机理没有一个较为靠谱的逻辑分析，那么开出药方的有用性，就会大打折扣。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三个压力来自于人口增长和结构变化，人口流动不畅，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衡。还是要从国民经济的供给侧为主，着手和发力，就经济政策、结构转变、体制改革和对外经济开放等方面，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并加以实施，才有可能使消费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和经济下行问题从大的格局上得到破解。
路乾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姚树荣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在城乡分割的背景下，成都经由一系列改革，大幅降低体制成本，城乡收入持续缩小，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大幅提高。成都经验表明，在大城市乃至全国范围内，深入推进城乡统筹和城乡融合，对于发展农村和提高农民收入，是完全可行的。成都经验的核心是通过不断打破城乡割裂的制度，持续降低体制成本，从而建立更为完整的农村产权体系和市场交易体系，提升农村资产的收入。乡村由此得到了启动振兴的资金和人才，也形成了自我循环发展的机制。
曹远征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2014年开始，我国消费对GDP的贡献率第一次超过投资，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是动力机制转变的最重要表现。中国经济已经开始由投资驱动型转向消费需求拉动型.我们注意到，中国的消费正在升级之中，不仅仅是物质消费，而且在向服务型消费升级，同时消费又是个性的，这就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