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胡敏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这就为未来一个时期我国调整人口再生产类型提供了基本思路，其中包含着人口政策调整、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养老金保障体系改革、就业政策和职业培训计划改革等。另外，还要通过灵活的财税金融手段，切实降低城市生活成本负担，在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方面增强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让那些有意愿生产二孩的家庭“想生生得起也养得起”。
王鹏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复旦大学助理研究员
韩国要想摆脱现今在美-朝-韩三角关系中两面不讨好、处处受挤兑的窘境，最好（甚至唯一）的出路就在于，跳出这个老框架的窠臼，利用当前难得的战略优势“时刻”（这个机遇期可能不会太长），尽快发挥主动性作用，拉拢朝、中，以自身为中心和主导打造一个三边对话与协调机制，并使之常态化、制度化、实体化。
马戎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中国的族群关系、教育、人口迁移、边疆社会变迁。代表性著作包括:《西藏的人口与社会》《民族与社会发展》《民族社会学导论》《族群、民族与国家构建》《人口迁移与族群交往:内蒙古赤峰调查》《社会转型中的族群关系》等
中华文明有五大特质，即：世俗性；追求“天道”而不是宗教情怀或个人主义；具内部凝聚力、地区多样性和对外来文化的罕见包容度；跨文化交流时推崇“和而不同”和“有教无类”；群体认同的核心是“天道”而非西方的“民族主义”。中华文明的这五大特质与西方以一神论为主流的宗教特质以及僵化看待体质-语言差异的民族主义之间，具有本质性的区别，“是我们今天在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体系和政治格局时需要关注与继承的宝贵历史遗产”。
马晓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通过对日本军事教育体系的梳理中不难看出，日本从最初的建军，到采取德式军制，并逐渐建立起近代化的、高度集中的军事教育体系，都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目的不仅是增加国防军备力量，强化中央政府权力，也是为了对外扩张。日本政府和天皇在其中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从日本近代陆军教育体系可见，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使他们对军事扩张和武力解决国际争端有着群体性偏好，而培养他们的学校本质上也是国家一手建立的军国主义体制的产物。
肖金成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所前所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侯任理事长
未来大城市的规模会越来越大，这是很难避免的。但是我们要有对策，要通过规划和管理，能够使“大城市病”减轻甚至根治，使居住在城市的人们生活更美好。首先，要考虑产业结构的调整。其次，要建立多中心组团式的城市。再次，我们要规划发展城市群。
魏际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装备制造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性、基础性产业。装备制造业转型和质量升级，是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有利于改善供给、扩大需求，促进产品产业迈向中高端。在全球制造业格局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到来的背景下，如何实现我国装备制造业升级，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是当前需要回答的重大课题。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
主要从供给侧那些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着眼，从妨碍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体制性障碍入手，在关键领域通过结构性改革挖掘新的增长动能，提高潜在增长率，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李海涛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杰出院长讲席教授、MBA项目副院长
美股2月以来的大幅下跌，到底是崩盘的开始，还是牛市行至中途的一次“牛回头”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当回答的问题是，这次美股为什么下跌？股票市场的波动和涨跌总是易于解释而难于预测，但这种“回头看”对于投资者而言仍然显得十分有价值。事后看，经历多轮上涨之后并不便宜的估值和再通胀预期的升温是背后的核心原因，短期超预期经济数据带来的对货币政策紧缩的预期是导火索，而被动指数投资和量化交易的风行放大了这种波动。
秦前红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法学评论》主编,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社会科学学部分委员会委员
完善人大专门委员会设置是健全人大监督制度的重要内容。地方人大专门委员会的运行实践表明，专门委员会之于人大监督权的行使而言，具有协助和保障等基础性作用。但专门委员会在作用发挥过程中仍然存在议决机制、人员结构、职能发挥空间等层面的问题。鉴此，需借由必要的改良路径，探寻专门委员会制度的提升空间，以此加强其在地方人大监督工作中的作用。
杨延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是知识产权法。主要著作:《作品精神权利论》《知识产权资本化》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无论你是否喜欢，我们都将迎来人工智能时代。要么拥抱它，要么被它彻底替代，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了。阿西莫夫在1942年提及的机器人三大定律之首，便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在接下来人工智能的研究中，这一法则无疑还将被反复提及和论证。毕竟，人工智能的研究的目的是让人类社会变更加美好，而不是创造一个新物种去取代人类。
许耀桐
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和方法、中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民主问题和党内民主等研究
十九大报告报告指出，深化机构改革要“统筹考虑各类机构设置，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明确职责。”“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在省市县对职能相近的党政机关探索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在这些精炼简洁的词句条陈中，包含着深化机构改革的新思路，为进一步开展机构改革指明了方向和路径，揭示了新一轮机构改革的三大特点。
胡锦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如何协调多元利益关系、保护公民合法权利、限制公权力，是这一时代需要解决的三大命题。因此，必须积极强化和发挥人大制度的作用，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人大制度的发展必须坚持穷尽既有的制度资源和运用宪法思维、法治思维两大原则。新时代人大制度发展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机构体系及其内部建设，树立宪法法律至上，人大主导立法、民主立法和依法立法，建立健全利益表达机制，预防公权力滥用和强化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六个方面。
吴日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中国核威慑的基础是第一次打击不确定性，即令对方领导人不能确信可以在第一次打击中全部摧毁中国的核报复能力。虽然中国进行核报复的概率并不是100%，但是鉴于核武器巨大的破坏能力，只要核报复的概率足够高，敌对国家领导人并不敢贸然对中国发动核打击。中国核力量发展的历史也证明，一定程度的第一次打击不确定性就足以吓阻敌人的核打击。因此，中美战略稳定性和基于相互确保摧毁的美俄战略稳定性不同，稳定性的标准要低得多。
刘旭
同济大学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互联网行业竞争对手间形式多样的横向合作面前，反垄断执法者的沉默无疑容易给试图通过违反《反垄断法》牟取暴利的投机者发出错误的信号。反垄断执法不能绕开互联网经济。新零售发展利国利民，但各种或明或暗的违法行为也为反垄断执法提出了新挑战。保障该领域反垄断执法有效落实应是执法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张曙光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作为一种思想文化现象尤其是表现在人性和人格方面的庸俗，是对人们现实生活的物欲、惰性与模糊性的无批判认同，是一种低级的生存状态。在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时期，我们不仅感受到庸俗的恶俗化，还看到似乎与之相反的另一景观，就是狂热和狂躁。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只有正确地利用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推动社会合理地分化与整合，并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理性意识和价值追求，确立人格操守和公共精神，才能最终走出庸俗，走向率真、正直、理性和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
黄卓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第五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金融的本质是服务实体经济，金融的功能是围绕实体经济的有效运行而不断衍生的，金融业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不断改善和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过程。因此，作为金融行业的新兴形态和创新先锋，中国数字金融健康发展的评价标准和发展方向也是支持实体经济。展望2018年，只要能够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向，中国的数字金融业将在寻找创新和风险的平衡中继续快速成长。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