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徐林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
2018年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平稳增长，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够稳妥防范并化解各类风险。2018年全球经济有可能延续向好的态势，2017年国内供需两端的积极变化增长具备了向好基础，国内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推进市场化改革来保障，需要高度关注国内如何稳妥防范并处置面临的几大风险，用大智慧来处理好中美贸易投资领域的可能争端。
王振宇
辽宁大学地方财政研究院院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特邀研究员
政府间财政关系，并非简单的财政收支划分和转移支付，而是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配置效率、历史文化背景、政治民主进程以及国家统一等目标和依赖条件高度相关。财政一半是“财”，另一半是“政”，如果说以往的改革，主要涉及“财”，也触及“政”，那么下一步“政”是绕不过去的。
阮炜
深圳大学教授
技术既可能制造空前的灾难，使人类退回到二百万年前的混沌状态，也可以使人类开掘自身的无限潜力，把人类与物质世界交流的无限可能性敞开给他们，把存在的无限奥秘揭示给他们。人类已经上了技术之舟，想下来也下不来了。技术之舟载着人类越来越迅速地往前行进，向无限的未知维度推进。如果说因缘情势已发展到如此地步，把技术探索继续进行下去，似已成为人类的宿命，已成为人类不可逃避的生活方式，那么对技术的性质及可能后果作批判性的思考，也已成为人类责无旁贷的义务。
陈文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兼执行局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主要从事国际战略、国际经济、宏观经济、现代流通、现代商业等方面的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决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将始终伴随消费方式和消费结构演化的全过程。新消费和中高端消费将呈现十个方面的趋势性特征，消费需求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三架马车中的第一拉动力，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竭源泉，这是一个动态、持久的互动过程。
徐忠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在当前金融乱象频发的环境下，应进一步强化央行的统筹作用而非简单的协调作用。下一步，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框架下，探索更好地实现央行的“三个统筹”、以及央行在负责宏观审慎的基础上有效统筹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的综合监管改革方案，补齐监管短板，打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攻坚战。
肖河
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无论左右，华盛顿政界对特朗普的这一动作可谓是忧心忡忡。往小处说，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一位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总统虚骄自傲、“沐猴而冠”之举，其危害不过是浪费公款、让本届美国政府和社会成为世界笑柄；但是往大处说，却又有一种威权主义即将打破美国军政传统、“虎兕出于柙”的危机感，毕竟相比于进行一场“收益无限小”的阅兵游行，其风险自然显得格外重大。
刘畅
博士,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冬奥外交”的可能走向大致有三：一是朝鲜在同韩国及各方的有效沟通（或必要压力）之下重回谈判，但其最终能否弃核仍不确定，其核导能力发展可能进入阶段性停摆状态；二是“冬奥外交”只具有阶段性效果，平昌冬奥会之后朝核僵局延续，朝鲜在各方重压下仍不弃核；三是冬奥会之后（甚至冬奥会仍在进行期间）朝韩关系因某种突发事件出现断崖式崩塌，导致危机事态甚或军事冲突。
高连奎
中国社会融资成本指数研究项目主任
中国社会融资环境一直是社会热议的话题，了解真实的数据和情况对金融决策部门科学决策，稳定民间投资、发挥企业家精神和走出L型增长都具有巨大意义。研究发现，这几年小贷公司、保理、互联网金融（网贷）、民营股份制银行这些服务于中小企业的融资方式或融资机构出现了全面萎缩。
张贤明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吉林大学行政学院院长
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现上述目标，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价值依归，不断构建更科学、更合理、更完备的制度体系并切实提升制度的执行力。强化责任意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必要路径。
马戎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中国的族群关系、教育、人口迁移、边疆社会变迁。代表性著作包括:《西藏的人口与社会》《民族与社会发展》《民族社会学导论》《族群、民族与国家构建》《人口迁移与族群交往:内蒙古赤峰调查》《社会转型中的族群关系》等
自源自西方的政治概念和话语体系进入中国，中国原有基于“天下”体系和“夷夏之辨”群体分野的政治、文化秩序已不复存在。中国人只能在列强主宰的“新天下”秩序和洋人主宰的新语境下学习如何理解外来西方话语（如“民族”）甚至如何界定自己原有话语（如“夷”）的定义。今天需要对近百年来中国人接受的所有源自西方并已在国内广泛应用的政治、文化概念进行系统梳理，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中认识二者之间的差异。唯有如此，才能在比较中真正认识西方世界，并因此而更加深刻地理解自己的国家与社会。
杨志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税收制度的现代化建设和税收政策的优化亟待确立“大国轻税”理念。“轻税”目标不会自动实现，需要在法治社会建设中逐步去实现。税收负担分布格局的调整，也非易事，其中涉及的既得利益集团，会千方百计加以反对。但是，只要按照现代国家治理的要求，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按照税收专业性的要求，设计合理的税收制度，因应税收征管的现实，税负分布格局的调整是可以做到的，“大国轻税”目标也是能够实现的。
李帆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培训部副主任
樊轶侠
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通过国际比较发现，无论按照“宽口径”还是按照“窄口径”，中国政府公务人员的相对规模都基本处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中国政府规模的主要问题在于结构和功能性问题，纵向各级政府之间、横向职能部门之间、机关事业单位之间、党政部门之间配置尚不合理等。未来政府规模调控思路要从“数量导向”的精简调控式改革向“质量导向”的结构优化式改革提升与转变，要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改革的协同性。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为解决村民自治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形成了以监督和制衡为主要目标的村级治理复杂制度。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变迁之中，且中国农村地域广大、农情复杂，复杂制度的学习与传递导致复杂制度效率递减，并因此产生了普遍的制度化简。基本制度复杂化和复杂制度化简说明，没有脱离环境与时代条件的完美制度，好的制度的关键是在复杂与简约、制衡与效率之间达成平衡。
太平洋宏观肖立晟团队
金融业的无序扩张是经济危机的导火索。实体经济不断重复着发展、供求矛盾、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供求重新匹配的过程。而金融业在参与经济周期波动的过程中，应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尽量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而不是助推、加速周期的波动。短期内可能还将出台诸如关闭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及私募等银行表外通道的外科手术式措施，甚至央行下半年有再次启动加息的可能。而资本市场需求趋弱叠加供给扩容，面临的下行压力可能加大。
侯延琨
瑞银中国证券研究主管
截至2017年8月，中国的独角兽企业数量为全球第二，共有53家，仅次于美国的105家。中国占到了全球独角兽企业总数的26%，而美国占了51%。在中国，独角兽企业主要集中在电商、金融科技和技术硬件领域，而美国的独角兽企业则主要分布于互联网、软件与服务、医疗保健行业。美国50%的独角兽企业是受技术创新推动，而中国的独角兽企业80%是依赖于业务模式的创新，或者说是得益于巨大而又高增长的国内消费市场，通过互联网的帮助与其它传统行业进行整合。
张俊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是我国经济步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后出现的客观现象。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是消除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状态（即“二元经济”），迈向统一的现代工商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也是全面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因此，高质量发展的直接目标，就是全面完成工业化、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