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付明卫
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叶静怡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村干部掌握农村集体资源的非农用途转让权，故村干部职位具有潜在的租金收益，落实监督制度妨碍村干部获取租金，因而村干部反对落实监督制度；乡镇干部因和村干部分享租金，因而不会促使村干部落实监督制度；村民为了分享集体资源的收益，反对村干部不落实监督制度，但其反对只有村民达成集体行动后才能生效。在存在宗族分化的行政村，本族村干部对本族村民具有天然的正外部性，所以村民都偏好本族村干部。这种偏好和村干部的分而治之政策，导致不同宗族的村民达不成集体行动，结果监督制度缺失成为均衡。村干部监督制度缺失不仅是“资源诅咒”，也是“血缘诅咒”。
王慧斌
山西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院讲师
董江爱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院长
L村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产权与治权密切关联，直接决定着农村发展的命运。资源型农村的煤矿集体产权是实现村民自治有效性的重要基础，同样村民自治的深度发展也是煤矿集体产权功能实现的制度保障。只有形成产权与治权的良性互动，才能推动资源型村庄的健康持续发展。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著名“三农”问题专家,著有《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八次危机》
刘亚慧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张振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生
全球气候变化是影响人类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把气候变化导致的农业稳态社会和游牧流动民族之间的长期互动、亚洲大陆气候地理的多样性等因素纳入思考, 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的国家政治形态、文化延续性、乡土中国的低成本自治等的内在逻辑, 从而更充分地把握生态文明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意义。
杜伟
四川师范大学副校长
黄敏
四川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目前国家关于征地制度的制度安排已较为完善,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主要领域在农村承包地、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三大方面,必须进一步巩固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激发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内生动力、拓展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为提高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科学性与适应性、最大限度加强农村土地资源的优化利用提供决策参考。
高鸣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郭芸芸
农民日报社三农发展研究中心
农业企业对比于其他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比较完整的组织架构和产业链，发展能力较强，是适应市场能力最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未来的发展中，它仍然要肩负带领农户走向市场，拓展农业产业链，带领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使命。因此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中还要多方位发力，共同促进其健康成长。
余孝东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上世纪八十年代，村民自治这一源于基层的伟大创举历经坎坷，最终以《村委会组织法（试行）》的颁布为标志，上升为国家法律并走向全国。经过三十年的发展，这项制度仍然有需要完善的空间，尤其是在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但绝不可否认，在基层民主发展中，村民自治制度曾经，并且也将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朱富强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副教授
产业政策争论反映出了两种不同的技术内生观，进而表现为技术进步的两种路径依赖：内部路径依赖与本国研发投入和学习机会等内部特征有关，外部路径依赖则与要素禀赋和经济系统等外部条件有关。同时，考虑到要素的异质性和技术的专用性以及技术对要素相对价格的影响，一国的技术革新应该兼顾两类依赖路径。因此，看似对立的思维和范式之后实质上也存在很强的相通性，周全的产业和科技政策需要契合这两种视角的思维和认识。
管涛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
为提高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承诺的公信力，可择机对外宣布一个走向汇率清洁浮动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比如，可对外宣布到 2020年实现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或清洁浮动），其中，先实行不事先宣布浮动区间的有管理浮动，即把汇率中间价真正变成市场可交易的定盘汇率（fixing price）并取消浮动区间，然后再到自由浮动。
郭威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教授
杨弘业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
探索构建我国房地产长效机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有必要进一步强化金融监管，将房地产市场划分为保障性住房市场和改善型住房市场。根据两类市场主体具有的差异化定位和需求，制定并实施有助于长效机制建设的精准化金融政策。
金梦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当前全球左翼力量仍处在分散、混乱的状态下，没能形成强大的统一战线，以共同对抗资本主义。因而，形成强有力的指挥中心，联合各种左翼力量，壮大左翼组织，推进左翼运动实践，使左翼在全球政治舞台上占据重要地位，是当前国外左翼需要努力的方向。
郑长忠
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政党理论等,著有《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制度创新》等
新型政党关系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新机制，包括政党对话、政党网络等，赋予了政党以新的功能，即政党由国内走向全球。政党走向全球就超越了传统的基于意识形态或基于地域性的政党合作形式，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政党组织网络，标志着政党间关系的新形态的出现。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今天人们看到西方所取得的成就，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政治方面的，都和近代以来的西方自由主义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西方近代以来就是自由主义化的过程。不过，今天西方所面临的问题和危机，也是自由主义发展的产物。
夏立平
同济大学智库首席专家、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教授
特朗普虽然将中国列为对手，但2018年及今后几年特朗普政府在东亚地区要应对的主要问题是朝核问题。在解决朝核问题方面，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美国还面临其他的挑战和威胁，如中东地区冲突、恐怖主义等，国际大环境也使特朗普政府无法集中力量对付中国。在应对以上这些问题方面，美国也需要中国的合作。而且，中美两国的相互依存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相互之间的战略威慑已经形成。因此，中美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将长期存在。对特朗普政府把中国视为“对手”，中国应该既重视，但又不必过于担心和炒作。
纪敏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
李宏瑾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
综合这次的积极变化和之前不尽如人意的降杠杆进程，一个重要的政策启示，就是降杠杆需要更多从供给侧发力。尽管去杠杆政策已取得初步成效，但应当认识到，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我国宏观杠杆率仍处于较高水平，潜在风险尚未得到根本消除。尤为重要的是，债务扩张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尚待进一步破解，僵尸企业和低效投资项目大量挤占金融资源的现象仍然存在，国有企业杠杆率仍然偏高；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迅速膨胀；居民部门杠杆率水平虽然相对较低，但上升速度较快。
徐忠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中国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核心的问题是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更注重中长期发展战略，促进社会协调发展，有着很多无可比拟的优势。我们要牢固树立“四个自信”，关键是要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作用，改进体制机制吸引资本和人才，真正把我们的优势发挥出来。
陈志武
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冯国经冯国纶基金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千人计划教授。主要研究工作涵盖金融学理论、金融社会学、经济史、新兴市场、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等
金融可以帮我们一方面实现跨国家、跨地区和跨人群分摊开支压力，另一方面可以跨时间分摊压力，而这个时间可以是无限的。所以利用金融融资手段可以把国家的实力大大变强。但很重要的一点是，这在过去的中国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现在美国和中国都可以做到没有期限的债，无限多年是新的“长期债”标准。这就使得在非常时期能够做成的负债空间无比巨大。因此，国防金融是我们急需重视的一个研究领域，也是政府应该认真考虑的一个政策方向。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