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刘晓晓
中纪委驻安监总局纪检组副局级纪律监察员
1883年，英国颁布实施了《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是世界上第一部规定公务人员依法申报财产的法律。100多年后的今天，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官员财产申报进行了立法。随着我国惩治腐败力度的不断加大，要求官员财产申报立法的社会呼声强烈。在汲取国外及国内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加快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立法，将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自上而下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已是迫在眉睫。
周天勇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中国尽快放开人口和劳动力流动及迁移的户籍管制，改革农村土地体制使迁移人口能够从农村和农业中顺利退出，人口、劳动力、资金、技术、项目等等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提供均等的城镇教育等公共服务，统一养老和医疗等基础性社会保障，降低房价水平和对新进入城市人口提供补偿性的廉租低价等住宅供给。使国民经济获得珍贵和阻碍即失的人口市民化城市化的动能，保持在非常老龄化之前，GDP有一个满意的增长速度。
李扬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
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实体经济主要风险将集中体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产能过剩、企业困难加剧等。这里面体现了金融和实体的关系，首先是实体经济不顺、实体经济有问题，与之对应我国主要金融风险将集中体现为杠杆率攀升、债务负担加重和不良资产。于是任务很清楚，以处理不良资产为抓手，稳步去杠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金融工作的中心任务。
陈义媛
法学博士,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讲师
动员村民在精准扶贫多个环节的参与，无论对精准扶贫工作本身，还是对村庄治理，都有积极意义。在县乡层面，有必要对当下“典型”的树立方式进行反思，“树典型”应回归过去的传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其可复制性和推广性，应当成为对“典型”表彰的重要考量之一，典型的树立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本身。此外，在精准考核上，也应给地方留出一定的自主空间，而不是以文字材料作为指导方向。从这个意义上，精准扶贫要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行政吸纳政治”的制约，让政治性回归扶贫实践中。
班涛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实证调研发现，业委会在社区治理中的运作实践与将其视为维权自治组织的制度设定之间存在悖离，亦即“名实分离”。分离的出现在于异质化与碎片化的社区结构中业主之间缺乏共同历史记忆与社会关联，使得业委会实践运作悬浮于社区之上，组织的自利性倾向增加。融合的实现需要政府以趣缘关系网络为媒介营造社区共同体，以增强业主间的社会关联，促进现代公民精神成长及提升参与治理能力。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中国农村有两个前途：一个前途是衰落与萧条，这是当前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情况。另一个前途是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乡村，成为修复城市人在城市受伤的休养地。但只有当中国完成了城市化，实现了现代化，才可能让所有人同时实现与大自然更多的亲密接触，甚至让更多的人同时实现城市梦和乡村梦。因此，国家投入资源进行乡村建设，维持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就十分重要。这样一种保底的乡村建设，应该是当前国家三农工作的重点和重心。
张文显
国家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
建立和完善司法责任制是司法体制改革的“牛鼻子”，对其他各项司法改革均具有牵引和统领作用。司法责任制的核心要义和科学内涵是“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司法责任制与司法民主制是相辅相成的，在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的过程中应重视发挥合议庭、审判庭、审判委员会以及法官专业会议等司法民主载体的积极作用，不断创新完善以司法民主保证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司法秩序、司法公信的体制机制。
牛可
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现代化/发展理论与东亚现代化发展研究、美国社会科学史和大学史、冷战史和美国对外政策史。
民族造就精英，精英乃为其所处的民族的社会体制和文化场域所历史地生成。但精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好的现代社会的精英，也是自我塑造的，他们在历史变迁中不断地自我匡正、自我变革和自我塑造。他们必须获具历史主动性、超越性、公共性和普遍性。他们必须不断超越自己的利益、眼界和积习的狭隘性，超越社会和文化的规定性。他们必须经由超越性达至公共性。现代民族国家是政治的民族，现代民族国家的公共性必然也必须指向和体现为政治性。精英阶级必须要打破地域、阶级、小共同体和宗教的局限性而成为全国性的政治阶级，成为产生“国士”的阶级。
张家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反恐怖、反扩散、非传统安全问题、出口控制和中美关系等。主要著作有《全球化时代的恐怖主义及其治理》《恐怖主义论》等
印度拥有复杂、多元、多样的国内社会，其国际形象也同样是复杂、多样和多变的。2014年以来，受到经济发展、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上升以及美国、日本等拉拢印度力度上升等因素的影响，印度开启了一轮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政策，对南亚和北印度洋地区的控制力度上升，还致力于把印度的影响范围扩大到传统范围以外，从而体现出显著的扩张主义倾向。但是，印度借势扩张的对外战略最终还将受制于其不确定的国内社会和经济发展态势。美国、日本等国支持印度、制衡战略的战略，也仿佛就是以这种不确定性为基础的。
韦宗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外交与安全、美国海洋政策、中美关系。主要著作有《霸权阴影下的对外战略》《约翰逊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等
特朗普从“美国优先”的外交理念出发，试图通过较大幅度改变中美、中俄乃至中印关系，撬动既有地缘政治格局，以乱触变，更好地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然而，美国国内政治内斗、国际政治及大国关系的既有逻辑，令特朗普撬动大国关系棋盘的企图基本落空。美俄关系非但未能重启与缓和，反而陷入新一轮对立；中美关系则经受住特朗普冲击波的考验。美印关系受到较少冲击，且由于印度在特朗普新阿富汗及南亚政策中的重要性，两国关系在“各取所需”的算盘下，继续向前发展。
张利华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近十年来，中国在中东欧国家承包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项目逐渐增多。中国企业承包工程项目的成功经验包括合理预算、优质管理、遵守法律、善于沟通、奉献社会等，而失败教训则包括低价竞标、轻视法律、管理不善、水土不服等。中国企业在走出去之后，要充分考虑经济效益，不能靠低价或超低价竞标取胜；要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利益；还要学习借鉴欧美先进企业的管理体制和质检体制，保持管理的国际化和先进性。
王军
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这个有机整体囊括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等多方面内容。因此,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艰巨性不容轻视。
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任何事物都是有秩序维度的，“奇葩政策”也是如此。从技术层面可以局部性解决“奇葩政策”，但如果要全面解决“奇葩政策”，就需要从秩序维度入手。改变“奇葩政策”的秩序维度，让其失去秩序的支持。着眼于公共政策的秩序维度解决“奇葩政策”的问题，这可以作为一个推动的契机，但却不能作为公共政策秩序维度建设的核心目标，发展经济、服务民生，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是公共政策秩序维度建设的核心目标。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
近期，人民论坛开展多轮次公众问卷调查，组织相关领域200余位专家学者深入研讨，对1200余位党政干部、企业家、青年学生等重点群体进行深度访谈，并参考近年来社会思潮演变趋势和国内外理论界研究成果，综合评选出2017年受关注程度较高、现实影响深刻的十个重大国际思潮。它们分别是：民粹主义、分离主义、种族主义、极端主义、逆全球化、生态主义、泛娱乐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西方左翼思潮。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农村本身不足以实现现代化，这在哪一个国家都一样，发达国家也如此。农村的发展需要政府的帮助，但仅仅是政府的投入很难可持续。在世界范围内，农村的现代化取决于：第一，城市化能够吸纳消化大部分农民；第二，城市居民倒流到农村，实现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这两者都需要土地制度的变革。在中国，如果不变革目前的土地制度，这两种变化的发生就不可能。
牛可
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现代化/发展理论与东亚现代化发展研究、美国社会科学史和大学史、冷战史和美国对外政策史。
现代社会中，大学已然成为了社会的中枢制度。而对于中国来说，大学更是当下社会前进的动力来源，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教育的理念中充斥着形形色色的简单化思维，这直接或间接地就演变成了今天各类的社会治理问题与现代化失误。那么我们需要怎样的大学，怎样的教育呢？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哪里？中国的大学校长在哪里？专业化已经让知识分子与社会大众产生了鸿沟，而大学腐败事件的不断发生又反映出当下真正有大学理想与社会责任担当的大学领袖的缺失。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