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张明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
粤港澳大湾区与“大珠三角”在覆盖范围上一致。珠三角引领了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潮流。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在助力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有望引领新一轮改革开放。在“腾笼换鸟”与“凤凰涅槃”的战略指引下，珠三角经历近十年的产业结构调整转型之后，服务业发展整体加快，制造业占比回落。其中广深地区已成为中国的创新产业中心，创新也将驱动粤港澳大湾区继续发展。
钟伟
CF40成员、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中美贸易争端至今，有磋商初步进展，但却有更多等待破解的困惑。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经济领域的不同性很强，在诸多领域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因此中国的扩大开放意味着中国是全球令人瞩目的进口高增长市场，也势必带来中美贸易，尤其是中国自美进口的持续上升。但经贸关系的良好健康发展，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如何看待中国进口增长的前景和领域？后续双方的你来我往仍将激烈持续。
徐瑾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著有《白银帝国》、《不迷路,不东京》
原定6月12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见面，在五月变得一波三折。先是朝鲜外交部愤怒呛声，之后特朗普发布“文采焕然”的公开信拒绝会面，再随后又为见面打开了一扇窗户。是特朗普视国事如儿戏，还是商人本性使然的反复？
张厚明
工信部赛迪智库工业经济研究所财经政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由于受到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国内各类投资主体竞相进入新能源汽车制造领域，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据统计，2017年我国总计生产的新能源汽车数量已达到了79.4万辆，是2012年的63.3倍，市场累计产销量达157.1万辆，已经连续2年在全球产销量排名第一，占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保有量的一半以上。但是，与新能能汽车产业高速发展相伴的是，该产业产能过剩风险正在不断累积，当前采取措施遏制新能源汽车市场产能过剩势头已经刻不容缓。
冯兴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一个国家经济越是发达，老百姓对处置私有财产的选择空间一般也越大，其资产的用途就越多，资本化程度也越高，老百姓借此生财、增进自身利益的机会就越多。而且老百姓利用其资产增进自利的过程，需要同时为他人创造价值，以此来增进自身的自利。但在我国城市和农村，均存在大量的低资本化问题。因此需要更多关注城乡个人资产的低资本化问题，要加快走出低资本化陷阱。这不仅适用于我们所讲的一般资产，也同样适用于一般资产之外的其他资源和个人能力。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中国应当制定一个《改革促进法》，因为要改革的话，一定要给官员一个试错的空间。因为没有一个改革能保证百分之一百的成功，主要看程序。比如，做了集体决策后，某人根据行政程序做的，哪怕出一点错误，也不应当把他看成罪人。
苏力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我期望，中国各级法院的至少一部分法官，无论在审判、管理还是政策研究岗位上，特别是司法改革的规划者和推行者，某种程度的关注，不但适度地调整其知识需求和储备，更能把自己长期身在中国法院这座山中的观察和经验，即便是很不入眼的经验，全都纳入一种社会科学的系统思考和分析。这不仅会改善中国的司法，更可能促进和拓展中国的法学。
王人博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西方法治的经验或理论在中国有其价值，西方的法治对中国有价值，但这个价值在哪儿，我们并不知道。法学家都应思考这个问题，西方的理论是自洽的，理论的发明者也很高明，这套理论也可能成为整个人类的经验，但目前肯定不是。那么西方法治的价值在哪?我确实不太清楚，我们法学界所讨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我也不是太清楚。我暂且把上述问题称为“中国法治的问题”。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刘守英教授,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主任,研究领域为制度变迁、土地制度与发展经济学。
作为在一个历史节点召开的重要会议，党的十九大报告既要为第一个百年画句号做战略部署，又要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做前瞻谋划。贯穿两个百年的核心是实现几代中国人的梦想———现代化。乡村现代化无疑是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重头。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参事,国际政治系教授
新时代中国对外战略的新特征与新要义主要有七条，也存在六项问题。老老实实地观察世界观察中国，勤勉不已地对待世界对待中国，这样我们会有更大的可能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王帅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
中国内地东正教的发展目前面临着老龄化，后继乏力，神职人员匮乏，组织建构不完备等诸多问题，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东正教正在向健康、良性发展的方向努力。积极引导东正教的中国化，满足国内信众基本的信仰需求，并使其走出民族的局限，不仅有利于国内的民族团结、宗教和谐，也有助于我国在对俄外交中在东正教这一问题上掌握更大的主动性。
陈来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同为亚洲国家，中日韩三国有着许多共同点，但在精神气质上却呈现出明显不同，尤其在国家观、人生观上，可以说差异很大。三国都应该在进一步反思传统的优点和缺点的同时，能够吸取其他民族和地区一些发展的优点，取长补短，使每一个国家在精神成长和发展方面能够走向更完善，这样也有利于中日韩三个国家互相了解和建立一个和谐的未来。
佐利克
曾任世界银行行长、美国贸易代表、美国副国务卿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贸易策略把全世界人民搞糊涂了。大家的困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特朗普抛弃了美国实行70年的政策。近20年前，美国发挥带头作用，通过促成各种双边及区域性自贸协定，为未来制定了规则，这些协定有助推动中国和世界贸易组织(WTO)走向现代化。但特朗普抛弃了这一策略。他，连同美国，将成为输家。
陈功
安邦咨询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博士后导师、著名智库学者,中国信息分析学科的著名权威专家,为中国的信息分析学科奠定了扎实的实证理论基础,著有《分析的艺术》《信息分析的核心》等
对于华为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华为根本不是企业，也可能永远成不了企业，依旧未脱草莽之气。企业是一种社会组织，企业大了，成功了，最大的标志就是正面的社会影响，正面的社会定义，承担社会道德责任和义务，不是仅仅赚钱、做生意这么简单。还有一点就是，华为始终不是世界市场的主流，受到瓦森纳协议的约束。
哈继铭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邓扬眉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一方面受益于婴儿潮带来的大量劳动力，另一方面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抚养比，增加了储蓄率，使经济得以迅速腾飞。但随着婴儿潮一代进入退休年龄，婴儿低谷出生的一代不足以弥补婴儿潮一代退休所带来的劳动力短缺。为此，中国可从两方面采取措施：首先，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并通过减税、补贴等方式促进家庭生育意愿，提高生育率。其次，延迟退休年龄，避免人口大起大落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冲击。
陈文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兼执行局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主要从事国际战略、国际经济、宏观经济、现代流通、现代商业等方面的研究。
美国把自己的对手分为三类，反恐降至第三类，朝鲜和伊朗降至第二类，中国和俄罗斯则排在第一类。也就是说，美国的战略重点从反恐转向与中俄直接竞争与抗衡，而且中国排在俄罗斯的前面。这主要基于一个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也就是说，中国正处于整体向上的大趋势中，美国则整体处于向下的趋势中。这原本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跨越的时间会比较长。但是，特朗普及美国鹰派对此认识有误。在他们看来，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