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朱中博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
当前及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两岸关系的“时代主题”依然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下的和平发展。然而，对台工作主要矛盾已转化为如何打击“台独”势力的“软突击”，重点攻关方向则从“三通”转向“通心”、“通气”、“通心气”（简称“通心”）工程，其重要抓手之一是“通待遇”。前瞻下个30年，民族复兴大局的推动实现，将导致中美实力对比与两岸实力对立进一步导向有利于祖国统一的深刻质变。台湾的主流民意也可能在“台湾主体意识”与“两岸一家亲意识”交融下，趋向白色化。
孔田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常纪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在新时代的新阶段，我们必须正视现实的环境与发展问题，定好位，站得更高、视野更广阔，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改革工作，做好长远的设计和谋划。要坚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人大检查、政协监督、失职追责、终身追责，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将动真格的环境保护责任体系持续实施下去。
陈昌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
李承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
自上世纪90年代起，包括美联储在内的欧美国家央行都开始意识到央行沟通的重要性，信息沟通是强化央行责任的基本前提，强化信息沟通有利于引导、管理和稳定公众预期，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美元是国际金融市场中最重要的支付及储备货币，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操作对全球经济、金融市场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这使得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操作愈加谨慎且更具规则性。参考美联储进行央行沟通的经验，对于改进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秦朔
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事情发展到今天，显然已不是崔永元和刘震云的个人恩怨问题，而变成了对一种现象的认识。这就是作为成功象征的范冰冰、冯小刚、王中军，他们的作为与财富是否经得起推敲的问题。崔永元的呼吁，一定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节制资本、节制明星权力的作用。这是肯定的。合同的规范、税收洼地的平整、合规意识的提高、资本市场对明星资本的警惕，都会变成后续效应。
张明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
2018年年初至2月上旬，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6.50左右快速升值至6.28左右，升值了大约3.4%；2018年2月中旬至4月中旬，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围绕6.30上下持续盘整；2018年4月下旬至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6.28左右显著升值至6.42左右，贬值了大约2.2%。然而，自2018年年初至今，人民币兑CFETS货币篮却呈现出持续升值态势。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为什么今年上半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波三折（先升再平后贬），而人民币兑CFETS篮子指数却持续升值呢？
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
钱智俊
工银国际高级经济学家
在更宏大的中国改革历史坐标系上，2018年不仅是供给侧改革的接力点，还将是比肩1978年的改革开放新起点。四十年之间，改革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开放则统筹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改革与开放相辅相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源。四十年之际，在更加广阔的纵深下，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大潮正在涌动。
金民卿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任
对形式问题的认知和判断不论正确与否，都不必然形成形式主义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产生形式主义的原因在于行为主体的认知判断、价值选择和立场站位。当代形式主义产生的根源主要不是认识论、方法论的问题，而是价值论、利益论的问题，主要不是历史传统的原因，而是现实利益的原因，不是盲目自发的，而是自觉故意的，在本质上是一种自觉的形式主义，其危害更大更严重。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A岗杰出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2008年秋天，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首先在美国爆发，继而迅速蔓延到除中国以外的世界大部分地区，美国和与其为首的西方由此开始愈益显著地相对（即使如果并非绝对）衰退。在此背景下，急速崛起的中国开始进入它真正当代或当前的历史大阶段。
关雪凌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中美贸易摩擦实质上是美国针对中国的、以遏制中国高新科技产业发展为目的的贸易保护举措。中国高新科技产业想要突围，实现持续发展，就要加大自主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充分利用好政策空间，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富有智慧、充满底气地进行坚决抵制。
薛澜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由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物联网、机器人、新能源、智能制造等等一系列创新所带来的物理空间、网络空间和生物空间三者的融合。第四次工业革命，其技术发展和扩散的速度，以及对我们人类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三次工业革命远远不能相比的。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中国准备好了吗？中国的创新是否能承担这样的重任？
楼继伟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曾任财政部部长
革除事权不清的顽疾，必须树立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立足国情，并参考相关的国际经验。对准症结，有的放矢，以革命的勇气，和先破后立、不破不立的魄力，以实体化、法制化、高阶化为重点，推动改革取得成效。核心要义是对现行宪法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之间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作出适宜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造。
薛洪言
苏宁金融研究院互联网金融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从诸多银行转型方向上看，大资管转型膨大了影子银行体系，以资管新规为标志，已然此路不通，空欢喜一场。互联网金融的转型之路，则逐步与大零售转型合流，变成了以金融科技促进零售业务的发展。所以，不妨重点看一看银行业的零售转型。整体上看，各家银行个人贷款的占比都是提升的，但具体到不同机构，差异却又很大。因为，转型从来都不一样。
孙龙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雷弢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
研究发现，选民在侯选人提名阶段的参与率比较低，近二十年来参与积极性显著下降，不同地区乃至在同一地区的不同选区之间，选民对提名程序的参与存在较大差异；在候选人资格和代表功能方面，选举组织者比较强调代表承担描述性代表的功能，而选民更多强调代表的实质性代表功能；从正式候选人确定程序来看，选举组织者主要倾向于采取酝酿协商等非程序化方式来确定正式候选人，而选民更希望通过预选等程序化机制来表达诉求。
张建平
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西亚非洲所所长
王一迪
南开大学金融学院
上合组织作为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合作平台，积极推动成员国之间开展安全军务沟通、反恐信息交换和军事技术交流，不仅有助于成员国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的提高，更提高了国家安全建设和反恐机制建设的水平，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成员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
文正仁
韩国延世大学名誉特任教授、韩国青瓦台总统统一外交安全事务特别助理
此次会谈对于东北亚局势应该不会带来根本性的变化。随着朝鲜慢慢完全“无核化”，朝鲜半岛开始有了和平体制，在美国和韩国提出有关“韩美同盟”和“驻韩美军”的问题之后，才能看出东北亚整体安保格局上会有什么影响。“特金会”只是开始阶段，靠这一次首脑会谈，不会改变太大格局。但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会缓和，这也可以说会对东北亚局势带来有利的影响。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