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施一公
西湖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
我们对西湖大学的定位是三点：小而精、高起点、有限学科，我们不希望西湖大学大，希望在十年之后西湖大学有300位教师，基本达到加州理工的规模。我们希望西湖大学建校之初以培养博士生为主，聚焦科学技术，发挥世界级教授的作用，培养优秀的拔尖创新人才，我们希望在五到十年之后，一大批杰出的青年科学家可以在西湖大学产生，一批世界级的科研成果会在西湖大学诞生。
李海滨
教育学博士,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我国的幼儿教育在很多环节都有所欠缺，主要体现在教育投入不足、教育资源严重缺乏（特别是低龄幼儿入园需求的资源）。其次，办园水平低，师资队伍不健全，大部分在园幼儿享受不到相对优质的资源。伴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托儿服务已经成为当前民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解决托儿问题，在实现更高水平且惠及全民的公平优质教育的同时，也将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生育率。
渠敬东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传统中国围绕着封建制与郡县制的辩证关系而展开。封建一方面以宗法、丧服、宗庙等礼制，以亲亲、尊尊的差等秩序为原则，确立了君统与宗统之间的逻辑关联，另一方面则以天命的神圣观，确立了君民之间的自然天养的普遍法则，使民彝与民生成为了根本的治理基础。郡县则强调战国以来的历史势变，革除了封建制各私其土的乱政之源，反而开创了一个“公天下”的世界，确立了一种超国家形态的帝国政制体系。封建与郡县之辨，在观念和经验双重面向上构成了真正的历史。
贺力平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一些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与经济全球化的演变有着密切关系。主要大国经济规模的相对变化、经济政策的调整，以及新技术进步等因素都使得当今的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以各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仍然在继续，但是各国参与的方式方法正在发生一些重要变化。
范恒山
经济学家、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
治国理政涉及到多个方面，需要平衡好各方面的关系。其中，最重要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其他各种关系的基础。平衡好政府与市场是改革的核心，具有方向的性质。发挥好市场的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改革的当然前提和必然方向。发挥政府作用，目的就是要弥补市场自主运行的不足，解决市场机制造成的“失误”和“失灵”。
张大卫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开放，其实质就是放松管制、降低门槛、减少保护、促进要素流动，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建立起外向型经济新体制和产业体系的过程。开放的内涵是形成充分的市场竞争。通过扩大开放把内陆地区的内需激发出来，可以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巨大的能量。
杨文静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外交研究室主任
面对特朗普和金正恩两个高度不确定的领导人，围绕朝核问题呈现出的缓和状态非常脆弱，也极不稳定。目前看，美朝在弃核问题上差距依然巨大。其实，对3月以来朝鲜通过韩国传达出的无核化意愿以及想与美谈判等信息，常年关注朝核问题的研究者都抱有很大的审慎态度。
徐建炜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李志龙
中美贸易战又起波澜。就在双方宣布达成协议后短短几天，白宫又声称将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25%关税。自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对华贸易战以来，局面就一直扑朔迷离。美方时而强硬，时而和缓，反复无常。贸易战究竟向何处去？拨开特朗普政府“话术”的迷雾，分析其动用的“武器”和“战术”，也许有助于我们判断贸易战的走势。
高帆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系常务副主任,经济学博士、博士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三权分置”是我国农地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重大制度变革，理解该变革需要在学理层面阐述其发生机理，即要回答“三权分置”从哪里来，为什么是这种而不是其他形式的制度变迁？同时，人们针对“三权分置”的实施方案并未达成共识，不同地区实施“三权分置”也存在方式和进程的差别，据此就需要回答“三权分置”向何处去以及如何才能顺利推进？
任超然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耿曙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研究员
郭圣莉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实现善治有赖于问责（accountability），而问责的前提为透明，因此，问责与透明便成为通往善治的关键。同样，财政纪律也必须依靠财政问责来落实，充分的“财政透明”是实现财政问责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是故，目前涉及财政问责的文献，莫不呼唤更充分的财政透明。并且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财政透明度偏低已经成为实现财政问责的桎梏
海皮
法学博士
人才问题是“三农”问题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城乡二元体制驱使人才资源、人力资源从农村单向流向城市，是许多乡村出现凋敝现象的根本原因。一些城市即使人才资源已经十分丰厚，还在不惜代价争抢人才。无疑，这些城市的人才政策都会发挥作用，从而可能进一步压抑人才向乡村流动的可能性。农村地区想要参加这种人才争夺是不太具备竞争力的，需要另辟蹊径、创新思路。
王鸿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时代发展到了全新阶段，国家发展到了全新阶段，改革开放也到了全新阶段，我们既积累了很长的发展经验，需要进行总结和提升，所以现在到了搞理论创新的时候了。搞理论创新应坚持继承性、包容性、进步性。关于“继承性”，即应该是现有理论的继承；关于“包容性”，说的是应该同其他的西方和非西方的理论能够相互关照。关于“进步性”，说的是应该比其他理论更关注时代进步和人的解放。
潘金娥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2018年5月7日至12日召开的越共十二届七中全会的人事安排出乎人们的预料之外，未对最高核心机构即政治局委员构成做出任何调整，而把主要议题放在集中讨论战略干部即高级后备干部的培养和选拔机制上，目的是使越共十三大选拔出高素质的领导班子有章可循。这一情况与越共十二大召开前越共中央在2014年6月颁发新的《党内选举规则》，从而为十二大人事安排提供制度准备有异曲同工之妙。
匡亚林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新华社亚太日报亚太智库研究员
新时代要聚焦新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应当把如何增进民生福祉作为社会保障体系设计的根本取向，突出其新的价值目标与功能目标，进一步实现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总体目标。在新发展进路上，尝试构建新时代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模式，建构“弱有所扶”“老有所养”等服务体系,实行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以及统筹城乡的社会救助体系，使社会保障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增进民生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韩立群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当前的中美关系相对于以往出现一些明显的不同，我们一时无法看清这些不同是结构性重大变化，还是一些个别现象。这给我们判断中美未来走势带来五个困惑。毫无疑问，当前的中美两国和两国关系都进入了新的时代，两国需要重新磨合，寻找新的处理双边关系的合适途径。磨合期难免出现碰撞和困惑，现在两国要做的是解决困惑，若不是让困惑上升为分歧和冲突。
范子英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此次税务系统合并，总体上将走向一个规范、高效、统一的税收征管体系：在征管层面，做到应收尽收，减少地方政府对税法权威性的干扰，缩小法定税率与实际税率的差异；在税制方面，用减税政策降低法定税率，使得实际税负不会出现太大的波动；在结构方面，合并有利于直接税的增加，从而为降低间接税奠定基础。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