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李湛
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我们必须优化宏观经济结构，改革供给侧结构，完善投资消费外贸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协调区域经济结构，提升技术结构和劳动力结构，合理化企业结构与市场结构，形成不断优化、具有新的发展活力和竞争力的新型经济结构，这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旨涵义。
朱嘉明
维也纳大学教授,代表作有《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
后金融危机十年，给予中国最大的启示，不只是经济层面的危机意识，最为重要的，是需要借助危机激发新的思考。当前国际金融生态正处在剧烈变动的时期，特别是以比特币、区块链为代表的新金融工具的诞生，对当前世界的金融安全和治理构成巨大挑战。面对这些新的历史变量，我们需要以开放的、建设的、综合的视角，超越旧有的理论框架和制度框架，站在一个新的历史位置，洞悉时代发展的趋势。
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基于公共治理范式下的PPP构建，有利于更好地权衡处理“有效市场+有为、有限政府”的组合关系。特色小镇采用PPP模式运作，一方面能够让特色小镇建设获得较为充足的社会资金；另一方面，利用民营企业先进的管理手段和技术能够使特色小镇未来的经营更加优质高效。
陈来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的重要意义，除了确立民族文化根源和发展文化传承以外，主要不是为推动全球化、现代化的进程，而是在社会层面上，满足社会秩序、伦理、文化、心灵的需要，建设社会的精神文明;在政治层面上，探求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来构建共同价值观、巩固国家的凝聚力，积极地运用中国文化的资源以重建和巩固政治合法性。
毛昭晖
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反腐败斗争从不平衡状态向平衡状态演进的路径选择：以问题为导向，实现消除政治隐患与消除经济社会隐患的再平衡；避免“周永康陷阱”，实现治本制度供给与治标制度供给的再平衡；破除四风滋生的非正式制度，实现反腐败与反特权的再平衡；适度放权，实现政治领导人政治抱负、政治智慧与公职人员履职行为的再平衡；夯实私德基础，实现公职人员政德与私德的再平衡；防范新型腐败，实现打击个人腐败与惩治腐败同盟的再平衡；保持适度差异性，实现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的再平衡；强化从政激励，实现惩治腐败与激励廉能的再平衡。
盛垒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权衡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一带一路”建设四年有成，但还存在着地方政府融入性不强、社会资本参与度不够、企业“走出去”方向不明等突出问题。应建构一个“政府-城市-园区-企业”多方联动的逻辑框架，收缩政府干预的行为边界，使企业回归市场主体的本原角色，而城市和园区作为重要支撑平台将构成“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节点。以多元联动引领“一带一路”新发展。围绕深耕厚植“一带一路”的新目标，下一步应精选“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城市优先推进，而合适的做法是由沪港联合担当“战略双支点”和“发展双引擎”。
劳伦斯•萨默斯
美国前财长
假定特朗普总统奉行的重商主义信条是对的——他认为美国经济政策的核心要务应该是在世界各地的市场开放方面实现更大的公平。即便考虑到这种对政策目的站不住脚的判断，美国目前采取的也是一种明显毫无战略性且无效的方式。事实上，它几乎违背了每一条战略准则。
彭文生
CF40成员,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光大集团研究院副院长
现代金融体系具有很强的顺周期性，市场自发纠正的力量不会很快到来，没有政策干预指望市场自发去杠杆会使得不平衡，使得泡沫和杠杆非常大，最后的调整可能是毁灭性或者非常大的冲击。所以指望市场自发的纠错机制不现实，需要外部的力量来限制顺周期性，这个外部力量可能是外部冲击，比如前面提到的中国民企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去杠杆，但这种外部冲击是偶然的，更多是需要政策的干预。
徐奇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芯片制造业是一个重资产行业，同时又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美元本位行业，而中国的芯片制造企业通常以人民币融资为主。这就会导致中国企业面临汇率波动风险、利率差价带来的融资成本较高。这就需要芯片制造企业要掌握金融人才资源、充分重视资金运营管理。
高飞
外交学院院长助理,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中俄关系史学会理事,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理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从国际体系的边缘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性转折。在这一转折过程中，中国外交始终坚持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改革开放的成功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外交的发展历程和成功经验，对探索新时代的中国外交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朱锋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
亚太地区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荣景，并在人力资源上紧密相连。尽管还存在一些闪火点，如朝鲜核问题、南中国海争议、中日钓鱼岛/尖阁诸岛争端，该区域在全球政治已经显著发展为新的权力中心。没有多少人会怀疑亚太地区在21世纪作为重要巨头的潜力。但是，亚太地区的持续和平、繁荣和稳定并非是必然的。随着主要国家在亚太地区加强竞争，区域安全形势变得越发复杂。可信和可行的出路之一，是不断扩大区域的相互接触和伙伴关系。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今天亚洲秩序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也是冷战框架之下的亚洲秩序的遗产，是西方干预的产物，包括南北朝鲜分裂、中国大陆与台湾分裂、中国和印度边界（西藏）问题、中日间的领土争端、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等等。在中国崛起之前，日本很长时间里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日本外交深受美国的制约。中国尽管在崛起，但迄今中国主要还是接受、适应的过程。今天，随着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国力的增长，这些大国是时候在亚洲秩序重建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张丙宣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华逸婕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赶超战略中以GDP为中心的激励结构造成了资源的错配和乡村内生能力的弱化，导致乡村衰退；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包容性制度建设旨在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乡村内生能力，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基础。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虽然有时空差异，但是，应该从外生性发展向内生性发展转变，从经济发展向全面的可持续发展转变，需要依赖乡村内生能力的提升和乡村资源禀赋结构的升级。
杨开忠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教授
乡村振兴要以人为中心，基本上要落脚在“都市圈”，都市圈是乡村振兴最主要的地域依托。要打破乡村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从都市圈的高度进行谋划和推行，建立健全都市圈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李迅雷
中泰证券旗下齐鲁资管的首席经济学家,曾任国泰君安总经济师、首席经济学家、研究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分析师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当前及今后扩大内需的正确路径，重点应该是扩大消费。尽管最近两年来消费对GDP的贡献有所上升，但主要原因是因为资本形成（通俗称为投资）对GDP的贡献下降而导致消费对GDP的贡献相对上升。当前扩大内需应该围绕结构调整展开，特别是“要主动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对表，对得上的加紧推，对不上的及时改”等表述，扩大内需不能简单重复以往的“大水漫灌”，而要选择“精准滴灌”。重点在于提振消费，在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时缩小贫富差距；减轻企业负担，扩大先进制造业投资等。
钟伟
CF40成员、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建议将《中国制造2025》回归制造业十年行动指引的本原，而应避免其自我扩大和衍生解释，也不宜将其宣传为国家战略。产业政策本身是个富有争议和实施不易的政策。中国政府对财税补贴、国家主导型产业基金、国产化率和国产市场占有率、强制技术转让、外资对华投资的准入、行业和程序限制等诸多做法重新进行梳理，避免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被不必要地放置在过度曝光、关注甚至曲解的境地。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