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冯稼时
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前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成员;研究领域:亚太地区的和平共存与合作、亚太主要国家外交政策研究、中国崛起研究、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研究
对于目前美国外交政策的状态，无论是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还是批评者，都倾向于把绝大部分责任归咎于总统拒绝接受前任们所遵循的政策逻辑。特朗普自然是反建制的，但把其作为简单归因于背弃传统或无知，则是忽略了时代背景——即当今世界与二战后美国外交核心要素形成的时代已经截然不同，巩固那些政策的共识也不复存在，特朗普总统或任何继任者都不可能简单地回归到过去有效的外交政策之中。
陈义媛
法学博士,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讲师
集体化时代的农资具有一定的“非商品”属性。市场化时期，随着国家力量的逐步退出，私人资本逐渐进入农资领域，连接农资生产企业和众多农业小生产者的农资经销网络成为农资生产领域大资本与小资本的竞争对象。在这一体系下，农业小生产者的存在并不构成资本在农业中积累的障碍，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续。随着经营大户对基层农资经销商影响的增加，农业资本化的隐性路径与显性路径开始交织，农业小商品生产者则被不断边缘化，从属于全球资本体系。
伍国
美国阿勒根尼自由文理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特朗普政权的所有表现：一系列退群和对抗，代表了美国处于衰退期的综合征及一种特殊的应对。这既是对衰退的应对，也将会是对衰退的加剧。特朗普的确是在带领美国走向另一个方向，但显然是从积极干预的极端走向了一个消极和不合作的极端。认为贸易战只为惩罚中国未能遵守入世承诺的人还需要解释从气候协定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系列的退群是在惩罚谁的过错。
冯涛
上海政法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大学生资助伴随整个高等教育发展的大局，不断适应经济体制和教育体制而进行动态调整，并形成了今天这种完备、精密、深入的系统性、多层次的资助体系，发挥着经济资助、精神激励、全面育人的综合效应。回顾我国大学生资助的历史进程，为今后大学生资助制度的设计提供参考，是有必要的。
李奇霖
联讯证券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研究员
继上一次央行中期借贷便利合格抵押品范围扩容后，我们又见定向降准。但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仍要坚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也就说全面宽松可能在短期还看不到。在防风险、去杠杆的平衡之下，启动的只是新一轮定向宽松周期。
张承惠
CF40资深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今年4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四项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本文分析了扩大金融服务业开放12项新措施可能产生的效果、中外资金融机构的优劣势所在，以及新一轮开放给我国金融领域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以后，短期内外资金融机构对中资金融机构不会构成重大冲击，但是中长期竞争压力会逐渐加大，对此不可掉以轻心。
鲁政委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李苗献
兴业研究分析师
郭于玮
兴业研究分析师
蒋冬英
兴业研究分析师
何帆
兴业研究分析师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指出：“我们要注意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前一个是政治层面的，就是要处理好同美国等大国的关系。后一个是经济层面的，就是要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考虑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因而，这两大“陷阱”正好对应着当前宏观经济面临的两大挑战，即去杠杆与应对中美贸易冲突。我国下半年，乃至更为长期的宏观经济的运行都取决于我们将如何跨越两大“陷阱”。
张锋
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
“印太”首先是一种地理的想象，其次是一种地缘的战略，最后也是一种秩序的愿景。想象的空间可以无限延伸，战略的空间受到现实的限制，秩序的形成则取决于战略的互动。接受了“印太”概念的国家，它们各自的“印太”战略也不尽相同。美澳日的“印太”观趋同，但战略因为受到实力和外交现实的制约而有异。印度的“印太”观与美澳日不尽相同，也不能说有了一个“印太”战略。法国和英国的“印太”观在规范层面与美澳日趋同，但政策还处在宣示层面。东盟对“印太”的概念或战略还存有疑虑，没有自己的“印太”观，更遑论政策或战略。
黄志龙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今年1-5月，全国土地出让收入达到创纪录的22251亿元，同比涨幅达45.9%，无论是金额还是增速都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中央用心良苦、千方百计的去库存政策，可能在未来两年又将面临新一轮的住房库存上升期，其根源在于地方政府对于房地产的偏爱成就了土地财政的“尾大不掉”。这种时代背景下，加上深圳“二次房改”、不动产登记平台全国联网等迹象，或许意味着房地产市场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
洪诗鸿
日本阪南大学经济学教授
美日贸易摩擦早在1960年代就已经发生，并持续延宕至1980年代。在对待贸易摩擦问题上，日本的主流舆论、学界和产业界一直对美国持批判态度，但在多番抵抗之后，最终仍不得不对美国的要求基本照单全收。日本对美国的让步，对自身的经济和产业发展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也促进了日本的对外投资，加快了日本的产业转型。回顾日本的历史经验，或许我们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夏怡然
温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通过研究中国计划经济时代人力资本均衡政策（即20世纪50年代的“高校搬迁”运动）的长期效果，发现行政主导的人力资本均衡政策在当时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对城市的人力资本积累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作用在逐渐弱化。改革开放之后，在人力资本存量、地理区位和经济开放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人力资本的空间集聚依然回归到历史的起点。历史经验说明，背离经济规律的行政性人力资本均衡政策难以继续。
范子英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我们经常在很多新闻报道上，看到为数众多的企业高管的收入非常低，更有一些表现特别突出的高管，称自己每个月只拿1元月薪，甚至是0年薪。高管如果按照正常水平领取工资，正常情况下将面临45%的边际税率，按照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法，税前可抵扣的费用非常少，这意味着税后收入将极大地减少。反之，如果把工资报酬留在企业中，再将自己的日常开支等纳入企业的财务支出，从税收的角度来说，就是支出费用化了，自然也就没有纳税一说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穿底”。
陈瑞华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在司法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对公安体制改革应当重新加以全盘考虑。应当将公安机关的去地方化、去行政化、权力合理配置、特殊行政处罚权的存废等问题，视为公安体制改革的重大课题。唯有在公安体制改革方面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整个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行才能取得实效，那些制约我国司法体制的深层问题也才能得到解决。
张英洪
北京农研中心研究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在城镇化进程中，我国传统的村庄发生了很大的分化。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和超大型城市，经过长期的市场化改革、城镇化发展，村庄分化已经非常明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当根据各村庄分化的实际与特点，更有针对性地制定乡村振兴规划和公共政策。
王勇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中美关系的未来面临两个选择。第一，是两国在全球治理框架下加强合作。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框架上可以达成很多共识，共同提供能够符合共同利益的国际公共产品。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对维护全球和平与稳定、维护全球开放的贸易体系和稳定国际金融体系负有特殊的责任。另一种选择是所谓的“中美经济脱钩”，即双方各自建立自己的体系并最终相互冲突。这样做的代价很大，对双方都不是现实的选择。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政协委员
要化解地方政府债务，一是真心实意的改革，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但是这样的做法，可能在短期里做不到。二是短期饮鸩止渴的做法，就是通货膨胀了。如果通货膨胀预期形成了，而经济增长的速度却没有快起来，那么，就形成了中国式的“滞胀”。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