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室副主任、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分析师
金融周期指数显示2017年1季度中国达到金融周期顶峰。与欧美金融周期顶部被动爆发危机不同，2016年以来中国政府主动加强监管、去杠杆和防化风险，信贷/GDP缺口已于2017年转负，表明金融风险在主动调控之下正在积极主动化解，宏观杠杆率达到周期顶部后趋稳。当前政策的核心是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货币政策主要调控经济周期，宏观审慎政策主要调控金融周期。当前监管的重点是去杠杆、去通道、去链条、规范影子银行和银行表外业务。
景乃权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浙大[WLKIFRC]金融投资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
人工智能也具有两面性，既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财富，也可能带来不可预知的灾难，就像是一面镜子，其实都是人类自身的映射。对于失业和贫富差距增加，人工智能都只是起到了强化作用，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办法仍然在人类手中。至于机器人道德伦理问题和可能攻击人类的问题，也是人类目前可以去努力解决和防范的。人类在人工智能危机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而是大有可为的，正确利用人工智能是人类应该坚定的方向。
陈清泰
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副主任
现在，隐性或显性地为维持既定所有制的比重，无论政府管理还是涉及企业的许多政策，甚至社会舆论，几乎都打上了“所有制烙印”。相应地，包括已经上市的公司，每家企业头上都有一个“所有制标签”，在市场中形成了一条很深的“所有制鸿沟”，国有企业和银行更倾向于国有经济内部交易。所有制歧视割裂了市场，不仅抑制了民营经济的增长潜力，而且使跨所有制的人才、技术、商品以及产权等生产要素流动都遇到了较大的非经济因素的干扰，降低了整体经济效率。
焦长权
社会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
焦玉平
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中心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后，政府财政汲取效率和能力大为增长，政府历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快于GDP增长速度。同时，以此后土地出让金为主体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快速增长，政府社保基金预算收入随着社保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而急速攀升，政府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得以初步建立。“四本预算”合计占GDP的比重快速增长，近年已接近40%的水平。一个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大政府”在短期内迅速成长起来，这对政府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都提出了新的巨大挑战。
庞中英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上合组织第18次峰会将于2018年6月9-10日在中国北方海港城市青岛举行。而今年的G7峰会则比上合峰会早一天，在加拿大度假胜地夏洛瓦举行。两场极其重要的峰会的同时进行，给我们提供了观察世界大局的一个机会。
黄韬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教授
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涉及金融监管机构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职责整合，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二是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拟订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中国人民银行。此次金融监管机构改革不是体制改革，无论如何不能与各界所期待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简单划上等号。
吴正龙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自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美欧同盟关系便龃龉不断，渐行渐远。如果说在特朗普执政第一年，美欧双方主要围绕欧洲一体化、军费、贸易、难民等问题打嘴仗的话，那么进入特朗普执政第二年，双方交锋已转为实质性的行动对决。
尹恒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今年前4个月数据显示中国宏观经济维持平稳运行，然而也显现出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为此，需要继续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维持平稳增长，并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激发经济内生动力。而全面深化改革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长期、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力量。
李迅雷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建设高铁的初衷非常美好，希望既能使人们出行便利，又给沿线城市带来发展机遇，还希望能够串联起沿线城市，实现人、财、物等资源要素更加合理配置，实现城市间的协同发展。但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京沪高铁开通对沿线城市“有利有弊”，并未形成一致性的带动影响。而沿江通道开通对沿线城市的影响略偏负面——沿线城市的区位优势不仅没有显著提升，而且与省内平均水平的差距甚至被拉大。三四线城市指望通过修建高铁来“致富”的愿望，估计会落空。
许成钢
经济学家、长江商学院教授,第十五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
迄今为止，在人类历史上，所有技术革命，所有创新性、革命性技术的产生和重大发展，都是从市场上产生出来的，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企业家们创造出来的，都是市场优胜劣汰的最后结果。大力推动人工智能，这个大方向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们要关心的是怎么做：是用计划的方法做吗？历史的教训和经济学的道理告诉我们，计划的方法做不出来。计划的方法充其量就是跟在市场的后面走，自己走不远。
贡森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常务副主任
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社会政策发展战略应从全面扩张转向优化发展，应考虑把社会政策重点限定在少数几个项目上，特别是基础教育均等化和人人享有基本卫生服务等社会投资类项目上，从而增强国家认同以及治理能力。同时，其他政策领域要有所收缩，或者应把大多数相关职能委托给地方政府或市场。
张文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印度洋是世界海权的中心，是西方海权国家意欲绝对控制的海域。对于中国而言，要充分发挥传统的陆权优势和独特的海权优势，一方面把经营大西部作为对内稳定华中地区和对外谋划印度洋的战略基地，另一方面有必要根据印度洋的地缘政治新特点，将以印度为中心、面向印度洋的“一点一面”战略改为“三点一面”的印度洋战略：“一面”仍是印度洋，“三点”是缅甸、印度和伊朗三个战略支点。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吴金铎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特朗普在经济和政治及外交上的“毁约精神”，与其说是他不按理出牌的一种交易策略，还不如说他在运用压力测试，试探各博弈方及市场反应。若其他博弈方和市场如他所预期的具有韧性能够接受最坏的结果并消化风险，那么他将执行毁约后的策略。反之，则执行变脸前的策略。
易富贤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知名人口学者,著有《大国空巢》
近年来，中国屡次改革生育政策，但生育率的增加远低于预期。参照发达国家经验，社会福利机制的完善将有助于生育率的稳定，但难以持续，尤其是老龄化后的社会化养老将反致离婚率的升高及儿童福利的压缩，从而进一步降低生育意愿。长期的计划生育已经改变了中国人的生育观念，伴随低生育率的人口结构恶化，必将导致发展乏力和文明衰落，由此需要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各领域开展大刀阔斧的改革，以期力挽狂澜。
马晓河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曾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改革——特别是农业农村改革的推动者之一
40年发展成就为未来中国实现全面现代化，走强国富民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站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起点上，围绕不同阶段的目标，需要完成不同的历史任务，也需要采取不同的推进方式和改革举措。特别是，当前的改革不能再零散推进，而应紧紧围绕发展目标，进行配套改革，整体推进。
李迅雷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自去年以来，不少大城市纷纷降低落户门槛，大学本科、大专甚至中专学历的都可以落户。尤其是最近天津推出的“海河英才”人才行动计划，把“抢人大战”推向了高潮。观察发现，加入抢人行列的多为省会城市甚至直辖市，集中了各种社会福利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资源，为何还要抢人呢？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