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张沱生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盘古智库高级顾问
在今后较长的时期内，不能再认为“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虽然上述第一句话仍然成立，但第二句话已经过时。在新形势下，如果中美双方不能有效管控分歧、减少误解，两国关系存在严重恶化的可能。这是由两国实力对比发生巨大变化、两国制度与意识形态不同（这些是结构性因素），以及两国在其他许多领域存在利益与政策碰撞所决定的。
丁一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近年来，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和投资不断增长，非洲与中国的关系日趋紧密。但是，无论是西方舆论，还是中国的某些舆论都对这种发展趋势表示担忧。西方媒体把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与援助说成是“新殖民主义”，说是中国想用债务把非洲国家“套”住的战略。而中国的某些舆论也担心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与投资会“打水漂”，会成为“吃力不讨好”的买卖。相比之下，只有非洲兄弟们对中国的援助和投资赞不绝口，而且表示要认真学习中国的成功之道。
任冬梅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7月7日，美国两艘“伯克”级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虽然这并非美国军舰首次通过台海，但却是台当局首度主动证实。而在此前一天（7月6日），美国向34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正式开启中美贸易战。在中美关系及两岸关系的敏感时刻，美舰穿越台海引发各方强烈关注。
王小鲁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博智宏观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
国民收入分配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府收入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是上升的，而居民收入占比则是下降的。如果要改善消费和收入分配，政府的财政政策要转向，从过去扩大政府投资的传统思路转向减税，适度减缓政府收入增长的速度，和增加民生支出。
刘世锦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功，是建立在“发展是硬道理”的社会共识之上的。随着发展阶段的转变，发展的社会共识也需要相应转变。如何把发展更多地与“质量”“效率”等概念挂钩，需要从决策者到普遍民众系统的理念转变，或者说形成一种新的发展共识。
赵晋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国研智库特邀首席经济学家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5个经济特区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我国改革开放辉煌历史进程的一个生动缩影。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继续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是新时代赋予经济特区的重大使命。面对新的环境和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经济特区应把握好定位、发挥好作用，在新起点上推动改革开放实现新突破，努力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杨柯巍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
张原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中国正处于新一轮变革同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建设科技强国是这一时期的战略目标和艰巨使命。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以及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过去40年来中国的发展表明,贫穷不是命运,每个国家都有可能摆脱贫穷,而实现繁荣的道路是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中非合作可以给非洲国家带来工业化的机遇、实现工业化所需条件以及实现工业化的思路,携手非洲国家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追求的共同富裕和共同繁荣。
弗朗西斯·福山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舒华兹讲座、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曾任美国国务院思想库政策企划局副局长。著有《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后人类未来──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跨越断层──人性与社会秩序重建》《信任》《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等
翻译:苏子滢
近年来民主国家的数量有所下降，民主制几乎在世界各个地区都有所撤退。同时，许多专制国家则变得更自信了。这些事态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都与全球化的经济、技术转型有关。但它们也取决另一个现象，即身份政治的兴起。规定当今政治的与其说是经济或意识形态问题，不如说是身份问题。
林聚任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学系主任
马光川
潍坊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乡村正在发生史无前例的转变。其中，发生在村庄层面的变革更为突出和直观，大量村庄消失、合并或重组，传统意义的村庄形态和结构在巨变，而“新型社区”在崛起，村庄的组织结构及其治理也在发生转变，村落共同体的命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王湘军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放管服”改革遵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路，通过以清单建设明确政府职责边界，以商事制度改革破除市场发展桎梏，以一门式办理、网上办理优化政府公共服务，在“三个回归”上取得了一定成效，推进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但依然面临来自改革自身和外部环境的双重障碍与挑战。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
中国目前面临许多严重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十分重要。但是，稳定经济增长，防止经济增长速度再度下滑也同样重要。中国过去近40年的经济奇迹是建立在高速增长的基础之上的。尽管我们现在应该把经济增长的质量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上来，经济增长的某个底线也是应该守住的。我们需要在实践中通过摸索找到防范金融风险和守住经济增长底线之间的度。
梁红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明确社保费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将改变当前“双重征缴”体制的矛盾，提高征缴效率，降低征缴成本，扩大社保覆盖面，长期看有助于缩小各地社保费率和缴费基数的差异，促进全国统筹的实现。然而，如果不同步调降费率，就将被动提升企业的经营成本，减少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在当前的宏观背景下负面影响会更加突出。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
罗志恒
恒大研究院
中美间的竞争实质是改革的竞争，从政策效率看，结构性改革优于单纯的减税，减税优于基建，基建优于货币放水刺激。推动供给侧改革，减税清费降社保是当前的最优选项。次优选项是基建，但要增加有效投资，往人口、产业流入的区域增加投资，增加地下管廊等“看不见的投资”。最差的选项为货币放水刺激，导致产能过剩、债务和杠杆高企，资产价格泡沫，进一步扩大收入分配差距。
周天勇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经历，可以总结这样的经验：每次大力度和突破性的改革，都是国民经济遇到这样和那样困境时启动的；每次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常规和一般的改革都无能为力，都是由更大力度和突破性改革的决策，在关键时刻较快扭转为上行的。如果当时不是逆势而上、同舟共济、攻坚克难、奋发改革，甚至如果退却到老体制和老路上去，就不会有今天中国发展的成就。
邱兆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
刘永元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
当前，我国经济正向高质量迈进，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金融市场环境。股市既是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晴雨表”，也是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工具。但是，自2015年以来，我国股市跌跌不休，陷入了持续低迷的状态。我国股市的震荡，不仅使绝大多数投资者损失惨重，而且直接危害到金融稳定，并对稳就业、稳投资、稳预期等方面产生了诸多的不利影响，进而损害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正确认识，并予以高度重视。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