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陈少强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向燕晶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我国在2008年人均GDP达到3315美元，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6年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已经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目前正处于向高收入国家攀升的阶段。韩国在人口和面积上大致相当于中国的浙江省，中韩两国在资源禀赋、经济体量、政治制度等多个方面存在差异，但韩国从弱国、小国发展成为经济强国的历程，对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诸多值得借鉴之处。
王晓毅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乡村振兴既不是重新回到乡土社会，也不是重复原有的工业和城市化发展道路。乡村振兴要探索一条中国特有的农村发展之路。在乡村振兴中，需要强有力的顶层设计才能推动中国探索城乡共同发展；实现乡村经济与市场充分融合；并且有农民高度参与。建议推动行政权力向村级延伸、培育多样化的市场机制和市场主体，强化村委会的村民自组织性质，从而通过国家、市场和农民在村庄层面上的协同努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赵树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
农业家庭承包制的决策过程， 是两种政策主张不断争执的过程。争执的核心问题，是发挥集体优越性和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关系。“一刀切”否定包产到户，无视农民积极性，企图用空想的“集体优越性”来改造农民；“切两刀”和“切三刀”的政策主张，设想既发挥集体经济优越性，也调动农民积极性，从而调和人民公社体制与农民的矛盾，依然具有浓厚的空想色彩。实际上，“集体经济优越性” 不能与农民积极性相提并论。
张沱生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盘古智库高级顾问
在今后较长的时期内，不能再认为“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虽然上述第一句话仍然成立，但第二句话已经过时。在新形势下，如果中美双方不能有效管控分歧、减少误解，两国关系存在严重恶化的可能。这是由两国实力对比发生巨大变化、两国制度与意识形态不同（这些是结构性因素），以及两国在其他许多领域存在利益与政策碰撞所决定的。
丁一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近年来，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和投资不断增长，非洲与中国的关系日趋紧密。但是，无论是西方舆论，还是中国的某些舆论都对这种发展趋势表示担忧。西方媒体把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与援助说成是“新殖民主义”，说是中国想用债务把非洲国家“套”住的战略。而中国的某些舆论也担心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与投资会“打水漂”，会成为“吃力不讨好”的买卖。相比之下，只有非洲兄弟们对中国的援助和投资赞不绝口，而且表示要认真学习中国的成功之道。
任冬梅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7月7日，美国两艘“伯克”级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虽然这并非美国军舰首次通过台海，但却是台当局首度主动证实。而在此前一天（7月6日），美国向34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正式开启中美贸易战。在中美关系及两岸关系的敏感时刻，美舰穿越台海引发各方强烈关注。
王小鲁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博智宏观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
国民收入分配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府收入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是上升的，而居民收入占比则是下降的。如果要改善消费和收入分配，政府的财政政策要转向，从过去扩大政府投资的传统思路转向减税，适度减缓政府收入增长的速度，和增加民生支出。
刘世锦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功，是建立在“发展是硬道理”的社会共识之上的。随着发展阶段的转变，发展的社会共识也需要相应转变。如何把发展更多地与“质量”“效率”等概念挂钩，需要从决策者到普遍民众系统的理念转变，或者说形成一种新的发展共识。
赵晋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国研智库特邀首席经济学家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5个经济特区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我国改革开放辉煌历史进程的一个生动缩影。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继续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是新时代赋予经济特区的重大使命。面对新的环境和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经济特区应把握好定位、发挥好作用，在新起点上推动改革开放实现新突破，努力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杨柯巍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
张原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中国正处于新一轮变革同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建设科技强国是这一时期的战略目标和艰巨使命。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以及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过去40年来中国的发展表明,贫穷不是命运,每个国家都有可能摆脱贫穷,而实现繁荣的道路是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中非合作可以给非洲国家带来工业化的机遇、实现工业化所需条件以及实现工业化的思路,携手非洲国家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追求的共同富裕和共同繁荣。
弗朗西斯·福山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舒华兹讲座、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曾任美国国务院思想库政策企划局副局长。著有《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后人类未来──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跨越断层──人性与社会秩序重建》《信任》《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等
翻译:苏子滢
近年来民主国家的数量有所下降，民主制几乎在世界各个地区都有所撤退。同时，许多专制国家则变得更自信了。这些事态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都与全球化的经济、技术转型有关。但它们也取决另一个现象，即身份政治的兴起。规定当今政治的与其说是经济或意识形态问题，不如说是身份问题。
林聚任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学系主任
马光川
潍坊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乡村正在发生史无前例的转变。其中，发生在村庄层面的变革更为突出和直观，大量村庄消失、合并或重组，传统意义的村庄形态和结构在巨变，而“新型社区”在崛起，村庄的组织结构及其治理也在发生转变，村落共同体的命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王湘军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放管服”改革遵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路，通过以清单建设明确政府职责边界，以商事制度改革破除市场发展桎梏，以一门式办理、网上办理优化政府公共服务，在“三个回归”上取得了一定成效，推进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但依然面临来自改革自身和外部环境的双重障碍与挑战。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
中国目前面临许多严重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十分重要。但是，稳定经济增长，防止经济增长速度再度下滑也同样重要。中国过去近40年的经济奇迹是建立在高速增长的基础之上的。尽管我们现在应该把经济增长的质量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上来，经济增长的某个底线也是应该守住的。我们需要在实践中通过摸索找到防范金融风险和守住经济增长底线之间的度。
梁红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明确社保费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将改变当前“双重征缴”体制的矛盾，提高征缴效率，降低征缴成本，扩大社保覆盖面，长期看有助于缩小各地社保费率和缴费基数的差异，促进全国统筹的实现。然而，如果不同步调降费率，就将被动提升企业的经营成本，减少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在当前的宏观背景下负面影响会更加突出。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