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李迅雷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杨畅
加工贸易背后反映的一个国家出口的加工深度和制造业基础，要实现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特别面对美国“制造业回流”、产业向越南等东南亚转移，只有通过减税降费等手段，尽量留住加工贸易，逐步实现加工贸易价值的提升，或许才是切实可行的选择，不能因为要提高附加值，就放弃加工贸易，“倒洗澡水，也把孩子一起倒掉”。
胡娟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欧洲大陆法系更强调理性主义、国家主义、平等主义的法治理念与思想传统，英美法系更强调经验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法治理念与思想传统，这与两种治理模式的不同有着密切关系。大学治理终究要依托社会的法律架构和治理环境，没有能够指导一切的绝对理性，也没有绝对正确的所谓模式。只有尊重本土性，同时又能保持开放性和实用性，才能建设具有一国特色的富有生命力的治理模式。
陈永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
美国主导的伙伴关系是美国旨在维护世界领导地位，以联盟为核心而构建的具有等级和功能差异的双边或多边合作关系。中国特色的伙伴关系是中国为了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而倡导的一种“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的平等、和平和包容的新型国际合作范式。经过比较，伙伴关系可以被界定为一国为了实现对外战略的总体目标，基于特定的共同利益和可能的共识，与另一方正式建立的，具有较高政治平等性和政策灵活性的稳定的合作关系。
盖尔•拉夫特
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联席所长
由于双方似乎都认为自己最终将占上风，美中两国贸易对抗的危险正在被放大。美国人觉得，中国对美国有巨额贸易顺差，因此注定蒙受最大的损失，会率先退让。而中国人则意识到了华盛顿的政治动荡，以及美国选民对物价上涨的敏感。双方都准备接受一场实力考验，在圣诞节前结束是不太可能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中国水治理研究”课题组
执笔:谷树忠 李维明 王亦宁
当前，水治理PPP虽取得一定进展，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为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水治理PPP政策体系，建议下一步着重加强水治理统筹规划，提升PPP项目质量；完善水治理PPP立法，健全PPP市场规则体系；完善优惠政策体系，提升水治理PPP项目的现金流可持续性和盈利能力；健全专业监管体系，加大水治理PPP服务监管力度；培育专业化水务运营主体和跨区域大型水务集团；强化水治理PPP风险防范和管控。
约瑟夫·奈
哈佛大学教授
特朗普之后的总统所面临的问题是，美国能否成功处理其特殊角色的两面性。下任总统能否在没有军事干预和十字军式战争的情况下促进民主的价值观？与此同时，他能否以非霸权主义的方式，带领各国建设并且维护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所需要的组织机构？
周天勇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如果中国对于减税降费、信贷机制、户籍迁移制度，特别是农村土地体制等方面，有个明确的改革方案，并确实要实行，公布于众，将会极大地提高投资者和公众的预期和信心，提振股市、稳住资金流出，稳住国内产业不过度转移，稳定住人民币币值，将会稳定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
胡泳
政治学博士,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平台之所以会出现并且能够替代企业，在于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降低了基础设施的共享成本。是什么导致这个世界从由企业控制发展到由平台控制？在我看来，平台的崛起有三股力量，它们分别是无处不在的网络、信誉体系以及低成本共享基础设施。
黄韬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大规模地方债务之所以形成，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成因是地方政府所掌握的资源不能满足其现时支出的需要，即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力不匹配。我国财政体制的一个特点是财政收入划分得相对清晰，但是缺乏政府间支出责任的制度化界分。应一方面通过明确地方的支出责任和授权地方政府独立发债来确保其权力行使的自主权，同时也通过公开的金融市场来强调和维系地方政府的责任自治。
施展
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授
中国是东亚轴心文明的载体，具有超大规模性。历史上形成中国这种庞大的大一统国家，原因在于东亚大陆的地理环境产生的农耕与游牧的对峙,两者的平衡是外部均衡，而中华帝国内部多元亚区域的整合是内部均衡，由于两种均衡关系的组织成本不一样，整个东亚体系会向内部均衡方向演化，产生并维持了超大规模性的中国。其间中原与边疆互为条件，互构历史。
张应强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我国现代大学制度改革试点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进展还不是太大。主要面临两个关键性问题：一是在思想认识上如何正确认识现代大学制度的中国特色与普遍的关系；二是如何在改革顶层设计上实现突破，改变打补丁式改革方式，在“四大关系”的改革上做出实质性改变。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和美国较量的过程中，有几个领域显得特别重要，需要人们的高度关注。在这些领域，中国把控得好，那么就可以促成国际形势朝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掌握主动权，避免热战，赢得冷战的胜利。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过去40年中，以拆除制度性障碍促进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退出，在城乡、地区和产业间流动，实现对高生产率部门的进入为特征的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是二元经济发展的有效经验。随着人口条件的转变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这些经验按照内在的逻辑实现更新，是推动城市化从高速扩张到高质量提升的关键，与此同时，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也将在劳动力的退出、流动和进入方面产生新的内涵。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近期，有关滞胀的担忧明显上升。这种担忧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考虑到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投资持续回落，外需则面临贸易摩擦风险；另一方面则是通胀有上升苗头，其中房价上涨带动租金价格走高，猪肉价格、蔬菜价格上涨也推升食品价格上涨，同时油价维持高位、基建加速也带动生产品价格不断走高。应对潜在的“滞胀”风险，减税与深化财税体制、国有企业和土地制度改革，无疑是关键所在。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
罗志恒
恒大研究院
纵观历史，部分国家经济体的金融开放稳步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开放促进金融效率和竞争力提升，而部分国家则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暴露经济金融结构性问题，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我国现在正站在金融周期顶部，去杠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美贸易摩擦均处于关键时期，金融开放需全面统筹考虑，在加大贸易开放和金融服务业开放的同时，审慎有序开放资本项目，提高风险抵御能力。
刘世锦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党的十九大做出一个重大判断：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一表述虽然没有直接讲速度的问题，但其实高质量阶段就是中速增长。大的判断是中国经济初步转入中速增长平台。高质量发展并不是抽象概念，今后一段时间可以主要关注五个指标：就业、杠杆率、企业盈利水平、资源环境可持续性、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结构升级。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