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汪涛
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
去杠杆将暂时停止，未来一年去杠杆相关政策将有所放松，但不代表长期政策基调被放弃或者完全转向。“去杠杆”政策最重要和最直接的目标是降低风险，而非控制债务/GDP比例到某个具体水平。因此，去杠杆的步伐和力度可以、而且也将会继续根据经济的实际状况做出调整。由于增长明显减速的风险有所加剧，政府已经放松了去杠杆的力度。
周庆安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中美两国迟早要面对的问题。但是修昔底德陷阱是一种历史经验，只是描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多次国际秩序变化的宏观局面。修昔底德陷阱，其实并不必然表现为战争。例如没有人会否认美苏之间是一种修昔底德陷阱式的争霸，但是美苏之间并没有最终以战争收场。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摩擦方式，至少体现为三种。
陈越峰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
三个月间，从郑州空姐到温州女孩，两位花季女性，命丧于滴滴“顺风车”。名义上的“顺风车”——实际上是逃避监管、非法营运的“网约车”，再次击穿了安全的底线。并且这一次，滴滴客服在案发期间多次拒绝向公安机关提供犯罪嫌疑人及其车辆信息，贻误了救人时机。安全的风险所在厘清，应对之策有效，运营才能继续。因为，若安全无保障，则创新无意义。
张承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综合来看，新一轮金融开放对中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而言是机遇大于挑战，利大于弊。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将优化竞争结构，加快国外成熟金融产品的引入，提升资本市场的交易量和流动性，改进对企业和个人的金融服务质量。
李迅雷
CF40特邀成员,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
梁中华
今年以来，土地拍卖流拍数量高达800多宗，且流拍比例还在继续提高，土地拍卖价格也出现了明显回落，“地王”不再出现，这意味着依靠房地产来维持经济运行的模式越来越难持续了。长远看，人口的集聚在推进，人口自然增长率在下降，这两大趋势都将使得国内大部分城市的房价缺乏人口支撑，中国经济步入存量时代。而房地产投资，也将步入存量时代，前期投多了，后期必然会少投。大致判断，从第四季度或最晚明年开始，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将不断回落。
梁国勇
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
中美经贸谈判达成最终协议的难点在哪里，如何才是中美贸易战的和解之道？ 解铃还须系铃人——问题的解决首先还是在于对现状不满并试图改变的一方。美方应该见好就收，确定现实可行的谈判诉求，避免因“狮子大开口”而错失良机。同时，中方不妨以退为进，通过短期有利于人的让步获得长期有利于我的结果。
王璟瑜
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研究员
未来理想中的工厂是将机器人、人工智能与物联网技术结合的智能工厂。生产线配有传感器,采集生产流程各阶段中产品与设备的相关数据；机器人自主协同工作，完成各项复杂任务；生产加工站自主工作或协同工作，根据制造流程调整前段工序的情况；摄像头采集的视觉数据，检测到规格不符的情况触发自动校正流程。工厂通过制造网络的测试数据控制产品质量，基于软件管理传感器和客户数据，系统具备自主学习能力、做出决策的能力。
石源华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导,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兼复旦大学分中心主任
肖阳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博士生
2017年伊始，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同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为中国从将强未强向世界现代化强国挺进制定了时间表和路线图。2018年，中美战略竞争态势进一步升级，中国周边逐渐出现“分化”与“合作” 两股力量的抗衡。面对当前中国周边形势发生的一系列新变化和新特点，中国周边外交需要与时俱进做出新的定位，在战略层面重新布局和设计，继续维护中国崛起所需要的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
杨舸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到90年代初，我国总和生育率从6以上的高位迅速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一般将总和生育率2.1界定为世代更替水平）。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难题，是全球人口转变的产物。放开生育限制甚至鼓励生育，对于应对人口老化也只是杯水车薪。我国需要以更宏观的视角、更长远的眼光、更坚定的决心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陈柏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青年长江学者
在中国目前的行政体制下，政府之间的责权利不对称分配，混混有自己生存的制度空间。混混在"制度创新”的口号下，以各种方式介入基层治理。这种基层政权背后的结构性需求，不是从形式上强调法治就能解决的。同样，如果从乡村江湖的结构去看，“扫黑除恶”要彻底达到目标，就需要认真研究混混产生和存在的机理。
魏佳羽
新公民计划总干事
2015年，中国有2.47亿流动人口。全国共有儿童(0～17岁)2.71亿人，1.03亿流动留守儿童中，流动儿童有3426万，留守儿童有6877万；留守儿童中城镇留守儿童有2826万，农村留守儿童有4051万。共计1.03亿的少年儿童群体受人口流动的影响，这意味着全国每8个儿童中就有3个受人口流动的影响，其中1个流动，2个留守。基本上每4个生活在城市的孩子中就有1个流动儿童。
蒋冬英
兴业研究宏观团队
李苗献
兴业研究宏观团队
鲁政委
经济学博士,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市场研究总监
当前我国消费结构呈现出两大特点：第一，就消费类别而言，居民实物消费下降而服务消费上升；第二，在同类消费品种，居民对中低端消费品偏好降低而对高端消费品偏好上升。由此，种种迹象表明当前居民消费行为仍处于升级通道。
张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当前中国政府面临一个新的三难选择。三难选择可以视为一个三角形，一个角是外部环境的确定性，一个角是防控金融系统风险，还有一个角是宏观经济稳增长。在正常情况下，中国政府只能三者之间同时实现两个目标，而不得不放弃另外一个目标。举一个例子，为什么中国政府有底气在2017年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第一位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外部环境好，这一方面有助于稳定经济增长，另外一方面也有利于金融市场。
徐勇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名誉院长,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讲座教授
村民自治是农村改革进程中党领导下亿万农民的伟大创造。它发源于村民实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村民自治上升为国家制度，导入到现代民主的轨道。村民自治的发展过程，也是现代民主元素不断增多的过程。进入21世纪，村民自治被置于乡村有效治理的体系之内，成为治理有效的重要基础。对于村民自治而言，民主与治理并不是分离和对立的。无论是基层民主，还是有效治理，最终都要求作为政治主体的广大村民的积极参与。
魏际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为核心特征的新工业革命，正全面突破人类自身能力局限与资源环境瓶颈，大大增强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中国要把握新工业革命的战略机遇，可采取“一主多翼、统筹兼顾；创新引领、混合驱动；共利共享、跨界融合；安全可控、生态绿色；以我为主、包容并蓄”的发展战略。
刘世锦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以土地谋发展的城市融资战略模式，逐步走到了尽头，很难再持续了。过去土地政府所有，单边垄断供给，而且住宅用地比重过低。住宅用地、工业用地定价严重差异化，工业用地的价格相当低，有的时候零地价，相应把住宅用地价格抬的很高，最后政府得到了一个很高的收入，这实际上是一种超额收益。另外，抵押进行融资，政府利用权力从土地上获得一种大大的高于土地本来具有的，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获取的收入。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