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我国高考改革不突破总分录取模式，落实学校自主招生，并按自主招生改革要求，推进学校办学改革，将无法走出改革困境。部分高校在自主招生中提出论文要求，出现中学学校、学生、家长功利对待论文，以及论文造假问题，根源出在目前的自主招生并没有触及打破总分录取模式、建立学生和学校双向选择机制的实质。
李三秀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日本公共养老金“100年安心”的关键并非人们耳熟能详的提高缴费率、延长退休年龄、抑制待遇水平等等，虽然这些常规政策措施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些手段的运用要有明确的量化目标和目的，即要建立在精算平衡基础之上。另外，日本引入的“宏观经济指数调整率”是一大亮点，某种程度上使公共养老基金实现了“自动平衡”。
唐建伟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宏观分析师
近期因为猪肉、菜价及房租价格接连上涨，更叠加猪肉疫情、寿光洪灾、汇率贬值等事件驱动，使得有关下半年通胀上行的预期持续升温，新一轮通货膨胀似乎又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市场更是有了“滞胀”的担忧。但中国经济最近几年不但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滞胀”，连市场担心的高通胀也屡屡被证伪。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一些结构性变化，使得“高通胀”并不具备形成的条件。
陈元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是全球转型最快的国家，但在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过度借贷，企业的杠杆率太高。杠杆率过高是让人费解的，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储蓄国家，贸易是顺差，净外汇资产占中国GDP的17%。因此金融业真正的问题在于股权和债权的失衡，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的规模失衡，股权少，股市发展不充分，是个股权赤字经济。
钟伟
CF40成员、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经济面临着其独特的“不可能三角”，在稳定经济增长，改善实体经济和压降金融杠杆这三个目标中，有可能难以完全兼顾，而只能三选其二。这局限了可行的政策搭配，大约有三种搭配。中国经济的“不可能三角”尽管意味着宏观调控可能会选择中间解，以时间换取空间，而不走激烈的市场出清之路。但如果遇到外部危机冲击时，中间解也会被角端解迅速取代。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目前中国的数字金融在国际上暂居领先地位，但能否持续领先，如何保持现在的领先地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或许一部分数字金融从业者想到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活过明天”，这是当前更紧迫的问题。
徐忠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金融监管体系并没有真正建立，与现代金融体系发展趋势不适应性日益凸显。一方面，监管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但监管政策没有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落实。监管者监管与发展目标冲突、监管分工“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职责边界不清且权责不对等、监管者薪酬较低、问责机制缺失是重要原因。另一方面，部分监管政策违背了市场规律，导致市场主体激励混乱，服务实体经济与守住风险底线难以兼顾。
唐忠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院长,中国人民大学不动产研究中心主任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业发展成就巨大，这与我国农村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农民家庭承包经营的基本经营制度关系密切，农村的这一基本经营制度的优势在于保持了成员权逻辑和财产权逻辑的平衡；土地“三权分置”制度的创新之处在于所有者权利的细分与分享；放活土地经营权不等于把经营权物权化；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应更多地回应农民的诉求和农业发展的需要。
樊纲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
郭万达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副院长
房产税的作用就在于提高房屋的持有成本，抑制对房产的投资性需求，是平抑房价的“内在稳定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实行房产税制度，也是因为可以使城市政府，特别是那些无地可卖了的相对比较发达的城市政府，有稳定的税收来源，保证公共服务的供给。在实行房产税的问题上，可以实行“新房新办法，老房老办法"，20年过渡，先保持既得利益不变，通过在增量上实施新体制，逐步实现向新体制并轨。
贺雪峰
社会学博士,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国很大，不同地区的情况差异极大。国家没有能力为每一个村庄的每一个农户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公共品供给问题，只有真正让村庄具有主体性与主动性，他们有能力进行自我建设，国家资源的投入才是有效的。建设一个主动的、积极的基层组织是当前三农工作的当务之急，且这个建设的办法很简单，就是要让村庄有10%的机动地，且要让村社集体的土地所有权有所落实。
王绍光
香港特别行政区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大学服务中心主任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强调意识形态建设，还要强调组织建设。但在这方面，可能很难提出一个总体方案。我觉得还是要依据改革开放的经验，党中央给一个大方向，各地自主探索。中国这么大，这么复杂，很难仅仅依靠“顶层设计”实现有效治理，还是得强调实践出真知。
张家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虽然特朗普被描述为美国历史上对规则、原则破坏最大的总统，但其实他只是暴露了美国政治制衡体系已遭破坏的事实。美国政治体系早就被破坏了，特朗普只是充分利用了这种破坏的后果而已。美国社会经济的多极分化导致碎片化趋势加剧，其结果是美国国会行动能力下降以及美国总统权力上升。美国的政治结构，尤其是其正式政治结构以外的政治文化以及相应的准规则和潜规则体系的变化早就开始，但特朗普总统的一系列作法，可能加速这一变化走向临界点。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人们没有预期到的是，马克思当年所说的“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在很长一段历史之后会在中国再生。资本在今天中国的运作方式既非西方，也非苏俄，而是在政府和资本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就造就了今天中国的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形态。
陈文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当前世界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到底是开放还是封闭，是前进还是后退，是单边还是多边，是霸道还是王道，是把一个国家的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之上，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各个国家在谋求人类更加美好未来中携手共商、共建、共享？这是两条道路的问题，两个方向的问题。所以，在当前非常关键的时期，我们研究中国高质量发展，毫无疑问具有重大战略价值和意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课题组
执笔:项安波
混改要促进构建国民共进、协调发展的经济格局，要与完善国资管理体制协同联动，与产权保护、释放人的积极性同步推进，企业混改后要及时转变和完善经营机制，以更完整地发挥混改的积极作用，否则难以取得预期进展或收获预期成效。混改已经具备了战略性展开、全面推进的基础，下一步需要把优化股权结构作为核心工作，完善混改机制设计、改进改革落实方式，实现激励兼容。
刘尚希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兼书记
当前我们所处的一个时代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各种不确定性，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如何看待我们的改革、政策与各种经济社会现象，这恐怕需要一种新的世界观，这种新的世界观就是从确定性的认知转变到不确定性的认知，如果没有这种转变恐怕无法适应我们这个时代，难以做出科学的决策与判断。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