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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朱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

出口成熟度是一国经济增长最稳健的决定性因素,也可能是经济复原力的强大来源。虽然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那些采用灵活汇率并限制本国外债的经济体有可能避开危机,但却无法保证它们一定能避免危机的发生。然而,拥有更为成熟的出口基础,长期衰退的风险就会大大降低。

黄志龙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8月下旬以来,减个税、社保缴费从严征管等财税政策引起了各界关注。这些政策背后,既暗含着我国税收和社保体制面临的主要挑战,也预示了我国财税体制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方向。政策层面加大社保征缴力度,统一由税务部门征缴社保,或许预示着决策部门有意统筹全国社会保障体系,承担社保事权,从而减轻地方财政压力,这一政策也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实现全国社保一盘棋的重大战略举措。

管清友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

自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三去一降一补”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备受关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和 “降成本、补短板”同步推进,希望借此实现经济的结构优化和提质增效。到目前为止,供给侧改革已进行了两年有余,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鉴于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存在一些事与愿违的地方,需要继续再接再厉。

何晓帅

中国银保监会

王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

P2P结构能使整个网络的效率和生存能力大幅提高,但由于无法解决被盗版者广泛应用和污名化的问题,导致在计算机领域的商业化失败。由于机制缺陷、定位不准、管理缺失,导致一段时期内P2P民间借贷乱象丛生、良莠不齐。事实证明,只有坚持借贷信息中介定位,才是P2P民间借贷的唯一出路。

刘国柱

浙江大学世界史所教授,美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对外关系史、国际关系、非传统安全问题等

史博伟

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

特朗普时期美国的大战略基本符合哈尔·布兰兹所说的“更好的国家主义”,其最终结果或许并非对美国极具危害,长期来看,甚至会将美国带回更为纯粹的国际主义传统中去。当前的国际体系和美国的国家利益并未发生大的转折,怀有孤立主义倾向的总统难以撬动当前仍行之有效的国际主义战略。另一方面,当前美国国际主义面临的窘境的确需要必要措施来补救。因此,这一带有国家主义印记的国际主义大战略是当前实力相对衰弱的情况下,美国所能采取的比较良善的战略布局。

尹利民

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邱观林

南昌大学江西扶贫发展研究院

案例研究表明:协商民主因关注民众的平等协商、公平参与,从而更有利于改善民生问题和提高治理绩效,其中,精英的引领为民主与民生的链接架起了桥梁。当然,协商民主的水平取决于民众的素质及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度,也与信息的公开程度有关。因此,通过推动村务公开,发挥精英的引领作用,在协商中促进精英与民众的良性互动是提高基层治理绩效的重要路径。

何包钢

大国策智库高级研究员、澳大利亚肯迪大学首席教授

分析今天中印的关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就是分析中印在文明上的一些冲突, 或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化竞争的现象。这个现象就是在中国提倡一带一路的同时,印度也在提倡香料之路。印度在尼泊尔和缅甸介绍并推广印度的联邦模式。中国虽然没有公开的推广中国的单一制,但中国在跟尼泊尔和缅甸的交往过程中,中国单一制体制和民族自治制度的优越性对缅甸也有吸引力。在中国推动一带一路的背后,实际上将中国的影响力扩展到了原先受印度控制的文化圈。

王小鲁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博智宏观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

现在很多地方政府花大量的钱用于很多缺乏效率的投资,很多开发区花了大量的钱投资但是最后空了。花了大量的钱修旧城建新城,很多楼房用了20年就拆掉,然后要建更高更新的大楼。很多地方政府的行政设施,政府机关大楼气派宏大。在这种情况下说没有钱来解决这些进城人口的市民化问题,说不过去。所以要改变政府的支出结构,把不必要的投资压下来,把不必要的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压下来,拿出钱来给农民工解决安家落户的问题,解决入户的问题。

何帆

北大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熵一资本首席经济学家

朱鹤

熵一资本全球宏观研究院副院长

陶宏伟

熵一资本全球宏观研究院研究助理

2018年下半年PPI和CPI都将获得新的支撑,且指向基本一致。问题的关键不是方向,而是幅度。这不仅取决于对支撑因素的强度判断,而且取决于房地产投资和货币政策的走向。至于通胀是否会超预期则与预期的高低有关。不受控制的恶性通胀自然在考虑之外,但如果市场的主流预期仍是持续低水平通胀,那么留给未来的想象空间恐怕还要再大一些。

黄小虎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研究员

现行土地制度一个最大的矛盾,就是政府的土地管理部门既是管理者,又承担了经营国有土地的职能,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土地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热点,各界对土地制度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然而,改革的决定性突破,必须是由国家修改相关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可惜,这方面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

1978-2010年从中西部迁往东部地区的人口以劳动力为主,并且多数未迁户籍、也未带子女,中西部留守儿童现象非常明显。2010年以来,部分劳动力回流中西部,东部地区面对用工压力主动推进大学毕业生、技能人才等外来人口本地化,户籍人口和小学生增速明显加快,东北地区人口加速流出。

刘祖云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导

本世纪以来,特别是随着近年来第三产业比重和城镇人口比重双双超过50%,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因此逐渐萎缩,似乎出现了一个较具规模的中产阶层,但其远未进入定型阶段。我国中产阶层的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健康状况以及生活质量等方面,与发达国家或地区还有较大差距,他们还不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阶层。从贫富分化的调控到社会中产阶层的培植,是一项基于经济增长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黄益平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当前中国的金融体系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无法适应新阶段经济发展的需要,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尤其突出。一是金融体系无法满足实体经济的新需求,二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不清楚,三是金融监管没能管住风险。现在政府提出要“构建现代金融体系”,作为现代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金融体系的“现代性”应该主要反映在“市场机制”的作用。

王碧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衷子雅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研究生

美东时间8月13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了《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美国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作为其中一部分也已正式成文。该法案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尤其是重点关注并且区别对待来自中国的投资。未来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将遭遇更多的阻碍和风险。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研究方向为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中国经济、中国教育。

教育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学生的知识掌握上,更体现在学生的思维发展上,其中的核心是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教育。教育应该更多聚焦在学生的思维发展而非知识掌握上,这其中的核心是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教育。这个问题不仅与培养创造性人才有直接关系,而且也是有关育人的一般性问题。

王绍光

香港特别行政区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大学服务中心主任

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就是向世界展示,要想能够成功发展,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要不受条条框框束缚,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地按照自己国家现实状况发展经济,一心一意走这条道,最后都发展起来。相信这点将会变成一个广为世人认同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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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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