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梁红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王慧
老龄化趋势下社保支出压力将陡增，这也是目前降税费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之一。社保高费率是为了应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成立之初的空账运转。这样的历史包袱通过划转国资充实社保的方式解决合乎情理。划转国资有助于推动国有企业深层次改革、降低社保费率，缓解企业压力、培养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
李佳璐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张淑翠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王昊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纵观各国制造业发展历程，政府运用财税支撑制造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美国与德国作为制造业先发国家也不例外，两国均在制造业发展不同阶段，不断完善已有财税制度体系，虽各自形成独具特色的财税制度，但不乏有共通之处。研究分析美国与德国的制造业财税支撑体系，有益于我们应对全球经贸环境变化，改善我国制造业营商环境，为制造业发展注入新动力。
刘立峰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研究员
在西部地区，除了与省会城市和少数大城市相邻区域外，其他地区的中小城市发展境遇不佳、发展动力不足、发展前景不明。这些城市联接着广大的农村，对政权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发挥了基础和保障性作用，因此，必须重视这些城市的未来发展。对西部中小城市发展，国家和省级政府应有一个长远和整体的考虑，要有一些特殊的扶持政策，保证这些城市能够保持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保持一定的人口集聚，有一些适合本地发展的产业。
李开盛
法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
从维护世界稳定与和平的角度观察，中国崛起过程中有两个方面的挑战需要解决：一是中国如何对待美国主导的所谓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二是现有的世界秩序框架尤其是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如何容纳一个体量与影响不断增加的中国。但是，第二个方面的挑战受到了忽视，而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在维护世界秩序方面的责任也被忽略。基于此，从学理上对容纳进行分析十分必要。
刘志彪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跨越关口。高质量发展是国民经济系统从量到质的本质性演变，是由系统中的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综合推动的发展结果。因此，必须通过强化该系统中具有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的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交互作用，推进这个有机整体的升级和跃进。
巴曙松
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金融学教授、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进入结构转型和动力转换时期，其表现在金融市场上，必然就是不同形式的金融指标分化。在相对平稳的经济增长总量数据背景下，可以看到，经济发达地区与相对落后地区的分化、产业过剩行业和新兴行业的分化、优质企业和落后企业的分化。因此，需要针对这个分化状况，打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金融监管的组合拳，不宜过快驱使金融监管去杠杆单兵突进。
欧阳良宜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EMBA项目主任
在中美贸易战乌云笼罩的背景下，近期中国资本市场出现了一系列风险事件。那么这次应该是继续放水，还是进行制度改革呢？从央行研究局近期的一系列文章来看，金融监管者非常痛恨依赖宽松货币政策的低质量增长。但从财政部门的回应来看，他们对于过去二十年的增长模式依然充满信心，希望再来一次16万亿的放水。理性告诉我们，没有制度性改革，沿着老路走，中国经济未来会很不乐观。
方军
美国西北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
我们必须改变仅基于考试成绩就对学生作出“好”或“坏”的二元道德判断。职业教育不应被视为失败的选择，社会应该对成功有更广泛的定义和理解。改变文化偏见需要从体制层面开始努力。比如，新加坡成功实施了国家职业教育项目“未来技能培训”（SkillsFuture），并在改变社会态度上颇有成效。
赵建
西泽研究院院长、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
张鹏
西泽研究院研究员
本轮美国经济的复苏，以投资为代表的传统动能功不可没；同时，以新能源、新技术为支撑的新动能也不乏亮点，两者共同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的动力。然而，伴随着美国经济周期性力量的衰弱，叠加持续加息和中美贸易战对于美国出口的影响，以及特朗普政府的执政隐患，影响美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因素不断累积，经济下行和金融风险的压力不断加大。但美国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契约型、分散化和多元化的商业文化底蕴，赋予了这个最大经济体足够的韧性。
丁安华
招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近年来，“国进民退”成为一个广泛关注的话题。坚实的证据显示，民营经济特别是私营企业的发展陷入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困境。我们发现：一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同口径同比数据，是经过筛选的结果，存在“幸存者偏差”。如果只看到幸存者的辉煌，而忽视不幸者的悲伤，就会出现歌舞升平的错觉。这是统计学上典型的逻辑谬误。二是私营企业的不幸，可以解释导致统计学上“幸存者偏差”的真实原因。
刘胜湘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导师
辛田
上海外国语大学
面对“印太”地区的失衡态势，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均势制衡战略来遏制中国。基于“印太”战略的基本目标，特朗普政府试图借助各领域的优先战略行动，对“印太”地区的力量结构、安全结构和体系结构进行调节，使美国摆脱当前在“印太”地区的失衡困境。但其优先战略行动很有可能使美国错失霸权机制自我革新的机遇，美国有可能失去作为“印太”地区的力量平衡者、安全调节者和体系塑造者角色，最终彻底丧失其世界霸权和“仲裁者”的地位。
王小鲁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国有企业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但目的究竟是要把民营资本引进来，加强国有企业的实力、扩大其资金来源，还是为了提高效率？如果是企业兼并，应该是高效率企业兼并低效率企业，还是相反，低效企业兼并高效企业？我想国有企业改革或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不应该有先入为主的条件，以谁为主，把谁做大，而是为了提高效率，怎么样有利于提高效率，就应该怎么改。
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
钱智俊
工银国际高级经济学家
居民收入引致的“财富效应”，和科技发展引致的“进步效应”，是消费升级的根本机制。两者共同构建了消费升级的“蛇形路径”，并衍生出复杂的价格现象和市场行为，是当前种种迷思的成因。因此，为了破解迷思，有必要将研究方式从“由表及里”转变为“由里及外”，通过分析“财富效应”和“进步效应”的强弱趋势，洞悉中国消费格局的长期演变，进而为扩大消费内需提供切实的政策建议。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特邀教授
近20多年中国经济的强劲走势，为中国对外战略转型提供了最根本的条件。然而，20多年里一系列外部重大事件引起的世界格局调整及治理更趋复杂和艰难，不断影响和推动着中国对外战略的探索过程。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和其后持续经济衰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更为内向，对外政策的进攻性相对减弱，中国则更加关注周边安全，采取相对主动的大力进取重塑地区经济和安全秩序，中美在东亚、东南亚的影响力竞争加剧。
沈联涛
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所杰出研究员,UNEP可持续金融顾问委员会成员
肖耿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
面对当前的压力测试，中国可能需要加快改革以减少内部失衡、增加消费及国际购买力，为稳定全球需求和增长做贡献。这意味着果断去除过剩产能、关闭污染行业、清理巨量不良贷款等，——与此同时，也不能放松反腐。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最爱储蓄的中产阶级，中国可以进一步发掘国内市场巨大的消费潜力及在国际市场的购买力。
刘涛
延边大学俄罗斯远东问题研究所、朝鲜半岛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
大国博弈是俄罗斯朝鲜半岛政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2000年以来，俄罗斯始终坚持与美国在全球战略层面保持平衡，坚决抵制美国部署全球反导系统,为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争取国际空间。俄罗斯的朝鲜半岛政策、立场是一贯的,即始终坚持无核化，坚持“六方会谈”是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最佳途径。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俄罗斯大国博弈的战略思路为其发展与朝鲜、韩国的双边关系预留了必要的合作空间。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