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受访者:张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
鄂永健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金融分析师
王有鑫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采访者:范思立
预计短期内人民币仍有一定贬值压力，但贬值态势不会持续，这主要是因为，这一轮人民币贬值压力主要来自市场对加征关税情况下中国出口下降、经济增速下行的悲观预期，甚至是对中国主动以汇率贬值应对关税上调的错误判断。中国经济自身较强的韧性，使得中国政府通过加强逆周期调节来稳增长，会让市场逐渐修正此前的错误预期。由于人民币持续大幅贬值可能引发资金大规模撤出和国内系统性风险，中国政府不会以汇率贬值作为应对加征关税的工具。
孙兴杰
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
张骁虎
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助理研究员
随着中美双方互相加征关税，半年多来通过协商解决分歧的势头似乎在逆转。从贸易摩擦到贸易战，虽然只是称呼的差别，但反映了这场贸易争端的性质悄然发生变化。中美贸易战是经济战，不是军事战，考验的是双方战略迂回和进行合作的能力。就像拳击台上的两个拳手过招，逼入墙角的时候，一方的优势会激发另一方绝地反击的勇气。
泮伟江
法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著有《当代中国法治的分析与建构》《一个普通法故事:英格兰政体的奥秘》
几乎不会有人否认规模对理解中国问题的重要性，但在围绕中国问题的研究中，规模又是一个经常被过于忽略的概念。当观察中国的国家治理与社会演化时，规模的含义究竟是什么，规模因素究竟发挥了何种作用？规模的要素是否可以被充分地概念化与理论化，从而变成分析中国国家治理与社会演化的基本概念框架与分析工具？在通常关于中国巨大规模或超大规模的诸种流行说法的背后，隐含着何种观察的视角？是否有可能再做二阶层次的观察，从而揭示出这些观察的洞察力与盲点之所在？
许成钢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人类历史上，自从产业革命的出现才使各国经济拉开巨大的差距。产业革命不仅仅是技术创新更是制度创新，制度决定着工业化的进程。制度的落后使中国完全错过了前两次产业革命。改革开放的制度变化，使中国赶上了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后半期，涌现了以BAT和华为为代表的创新型民营大企业。但是制度的障碍导致中国严重缺少革命性、原创性的创新。
张哲
美国布朗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民族主义在当今世界无比吊诡。一方面，在西方它是很多知识精英所深刻鄙夷的对象——似乎饱含着危险、狭隘、狂热、无知、仇恨等不道德元素，也是排外主义的代名词、支持威权统治的等价物，是乌合之众的“精神春药”；另一方面，在原本应当“历史终结”的后冷战时代，民族主义思潮却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世界各地盘旋直上——不论何种政体的国家，自称民族主义者的政治势力纷纷快速崛起。民族主义究竟由何而来？为何它能够大行其道？人们有可能对民族主义予以好坏甄别，并进行相应的改造和限制吗？
彭希哲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胡湛
复旦大学社会政策系副主任、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
积极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需重视以下三个阶段：2020-2025年之前是未来社会抚养比相对最低、老年人口结构相对最年轻的时期，期间还会出现“底部老龄化”和“顶部老龄化”同时弱化的暂时性现象，这是战略储备期和政策落地期。2030-2035年之前的社会抚养比相对较低、老年人口结构相对较年轻，但同时老年人口将全面超过少儿人口 ，抚养比重点开始倾斜，这是政策适应及强化期。2050-2055年前后的抚养比将提升至目前水平的两倍以上，高龄化群体庞大，人口老龄化将到达峰值，这是攻坚期。
杨勇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美国退出TPP结束了中美两国主导巨型RTA进行“双轨竞争”的格局，但是美国不会长期缺席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中美就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主导权的博弈会长期存在。中美两国在博弈过程中各有优势，作为实力相对上升的一方，中国经济规模上升较快，但整合区域能力仍需要持续提升，并需要进一步完善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中国应该抓住当前美国缺席的机遇期，通过促进国内改革和制度建设提高区域整合能力等手段，努力促成RCEP协议尽快签署并部署FTAAP谈判的前期准备。
秦晓鹰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
中国政府加快建设包括个人信用制度在内的社会信用体系，其背景还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多向性快速发展己经到了只有加以适当约束才可保证健康的阶段。此外，也是因为社会失信造成的损失过大，必须刹车。当然也是因为中国在全球经济链条中的地位，决定了自己必须遵循世界经济的基本规则。中国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第一重点是放在政务诚信上，把政府和公务人员的诚信视为社会信用体系的关键。
杨雪冬
中央党史与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实践和变化超出了人们的预想和理论判断。就政治变化而言，现有的三种理论认知框架，即传统主义、现代主义和正统主义，都有静态分析和教条主义的倾向，造成了当代人认识当代的“认知困境”。本文提出了拓宽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维度的三个取向，即增加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和风险维度。当下中国正处于现代化后半程多种变化的叠加期，需要完成多元和开放社会条件下的新的政治整合，而这正是新时代中国政治制度化的首要任务。
张耀铭
《新华文摘》原总编辑
经过六年的辛勤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取得了丰硕的先期成果,并在三个方面凸显了它的示范效应:一是促进了中巴全天候的战略合作,为打造中巴命运共同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是为巴基斯坦开辟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推动巴基斯坦发展的引擎;三是作为新时代的标志性工程,在“一带一路”合作中发挥了示范效应。当然,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安全风险障碍、投资风险障碍、社会文化风险障碍与地缘政治风险障碍。那么，该如何化解风险,保证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可持续发展?
梁红
中金公司研究部负责人、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
中美贸易摩擦时隔数月后再度升级，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借此机会加速房地产的市场化改革并以此稳定内需不失为合理选项。房地产一直以来是被限制最多也最重的行业。然而，中国户籍城镇化进程还远未结束，都市圈形成仍处于早期阶段。谋求可持续发展，需要充分认识、尊重并且回归市场一般规律，逐步取消当前限购、限贷、限价等诸多权宜之计，加速市场化改革。这不仅有利于应对贸易摩擦升级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压力，也有助于化解房地产市场和金融风险，更有益于优化中国经济结构，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王青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消费变革不仅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压舱石”，更是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发动机”和“助推器”。从未来的发展趋势和要求看，积极扩大消费，推动消费创新，是有效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激活创新创业、提升我国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和战略选择。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基于大数据，笔者观察到中国城镇化道路已经呈现出明显的集聚效应，以中心城市为中心，向周围辐射构成都市圈悄然形成。而这不仅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之路不谋而合，也是中国城镇化道路自然选择的结果。从历史规律看来，尽管有基于大都市病的担忧，但都市圈的形成将有助于优化资源的分配，促进产业的聚集，带动就业机会的增加，不少国家在经历过探索之后也都回归到发展大都市圈的道路上。
夏春
诺亚控股集团首席研究官
中美贸易冲突升级的一个原因在于双方的认知分歧，特朗普将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差额理解成两个公司之间的盈利竞争，认为中国出口商支付的关税充实了美国国库，认为打贸易战美国稳赢，认为中国的崛起抢走了美国制造业的工作。尽管双方贸易谈判进展有顺利的一面，但是跟踪外媒报道就会发现，在贸易采购，技术专业，产业政策和政府补贴等核心议题上，认知分歧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的迹象。
蔡昉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丝绸之路研究院理事长,获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著有《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十字路口的抉择-深化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穷人的经济学》《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转型》等
人口红利的消失从供给侧导致传统经济增长源泉式微，因而潜在增长率下降。实际增长率的下行轨迹只是遵循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趋势而已。首先，我不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还能回到以往的轨道，而是将保持继续下行的趋势，从一个较长的时期(如在2050年之前30年的区间内)，可以将其看作“回归均值”的过程(Pritchett and Summers，2014)。其次，由于中国经济体制中仍然存在阻碍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因素，推进相关领域改革可以延缓潜在增长率的下降速度，即赢得改革红利。最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最终源泉在于形成公平竞争环境，通过优胜劣汰机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受访者:章清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文史研究院院长
采访者:李礼
晚清士人认知世界往往受到“纵”“横”因素的制约，前者乃以往应对“夷务”的“历史经验”，后者则来自现实世界所感受的中外交往的点点滴滴。此既构成对“现代性”进行质疑的基础。对于所生活时代的理解，晚清士人难以摆脱的仍是援据历史的“想象”。中西渐开沟通，很自然将历史拉回到春秋战国时期，难以穿透时空的格局认知现代世界的构成。当进入“横向”的思考，由于遭逢列强纷争的年代，自也难以不把这个时代看作“霸道”超越于“王道”的年代。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