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应松年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国于1954 年起，陆续制定了中央和地方各级行政机关组织法，并经多次修改。但仍存在诸多缺失，导致一些机构设置缺乏法律依据，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同时，对已有规定，实践中常有背逆。必须检视行政机构组建和活动的科学性和合法性，完善中央及地方各级各类行政机关的组织法制，以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应建设法治政府和法治国家的需要。
王伟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部民商经济法室主任、教授
失信惩戒并非精准的法律概念，必须运用法律技术对其进行类型化分析和界定。在市场性惩戒、行业性惩戒、社会性惩戒、行政性惩戒、司法性惩戒等惩戒机制中，来自公权力的惩戒是信用法治的重点。行政性惩戒措施并非都属于限权性措施。限权性的行政“黑名单”措施本质上属于行政处罚，但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我国未来制定社会信用法时，应当对失信惩戒进行类型化规制，并以行政性惩戒为重点，对失信行为的构成要件、惩戒措施和程序、信用修复机制等问题进行法律规制。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一直奉行对中国的两手政策：一手是交往与合作，另一手是防范与牵制。在经贸关系和人文交流领域，合作的一面比较明显；在国际安全和人权等问题上，防范与牵制则更为突出。总体来看，两手并重，相对平衡。但是，2017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质变，从合作与竞争并重的两手，转成了以遏制为主的“失重”状态。
阿什利·泰利斯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国际安全与美国外交政策专家
通过对美中印三角间的互动及其战略的探讨，可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面对中国的崛起，至少从2001年以来，美国便开始寻求提升应对中国的实力，幅度不大但力量集中，其中一个重要的路径便是积极寻求增强印度应对中国的实力。第二，中国通过合作与制衡的方式来限制印度与美国结盟的意愿；印度和美国走得太近不符合中国的利益。第三，印度试图与美国建立最强大却又未达到结盟程度的伙伴关系，并从中不劳而获，因为印度的强大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冯珏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
意志、理性均源于人类心灵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使得为人类确立道德法则成为可能。而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弱人工智能时代），智能机器（人）显然不具备人类心灵的能力。不能基于这种人工的“智能”，就认为智能机器（人）可以与自然人比肩而成为法律中的人。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从目前的状况看，美国的意图极其明确，就是要拖延和遏制中国的发展。未来的局势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如何回应。今天的中国并非吴下阿蒙，并非郑观应时代了，未来的历史并非美国一家说了算的，中国也是这个舞台上的一个主角。中国需要回应，也必须回应，但回应的方法必须得当，回应的过程应当是理性展现的过程，而不是情绪表达的过程。
金砖智库CBGG和世界金融论坛中美经贸问题研究课题组
2019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面临着严峻挑战。各国经济增速降低，地域波动加剧，国家主义、国粹主义抬头，民主无法有效管理，贸易争端、英国脱欧问题愈演愈烈，尤其是中美关系是否可持续，这些都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对贸易战之后未来世界格局的政策我们建议：建议一：维持美国在国际中的优势地位是中国对人类的责任。建议二：加强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输出。建议三：加大投入高科技研发，占领科技制高点。建议四：继续坚定不移深化和推进改革开放。
朱民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IMF原副总裁
徐钟祥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后
全球仍然处于一个低利率低通胀的环境，真实利率为负，宽松的金融市场环境带来的充裕流动性推动了股票市场的攀升。但是低利率和低通胀是不可持续的，真实利率的变化将对流动性的宽松有巨大影响。当今全球利率已经开始上升，未来名义利率将会继续攀升，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将会对真实利率的走势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一系列的变化都将对全球经济金融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管清友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经济观察报首席经济学家
从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一季度的全面好转只是暂时的，主要得益于财政提前发力、减税前抢生产开票、加关税前抢出口等短期效应，经济内生性企稳的乐观预期并没有得到验证，长期结构性压力加剧，经济依旧承压。但从尾部风险来看，中国经济仍有周期性力量提供缓冲，经济下行幅度不会太大。而且在美联储降息预期升温的背景下，国内政策可能迎来重要的喘息窗口，应该把握好这难得的窗口期，深化结构性改革重塑发展动力，成功实现化“危”为“机”。
张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经济增长过程中有两个不可缺少的发动机。第一个是生产率的提升，同样的投入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和服务；第二个是与生产率提升相匹配的名义购买力提升，也就是名义金融资产的增加。过去经济增长理论当中主要关注前者，不关心后者，不讲信贷，认为信贷只是在短期内的波动问题。实践中有些国家在长时间内面临广义信贷的不足，由此带来了持续的购买力不足和物价低迷，这对经济增长不是短期的影响，而是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影响。因此，把金融要素纳入增长理论是很有必要的。
汤铎铎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副主任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数据显示，2019年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2.7%，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0.6%。CPI增幅创15个月以来新高，其中猪肉和蔬果价格高企对居民生活造成一定影响，引发各方担忧。然而，无论是从国际、国内经济环境，还是从CPI上涨的具体结构来看，通胀都不是近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威胁。
郭冠男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室主任
蒋同明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管理部国内处副处长
负面清单不仅是一张单子，更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通过列出否定式清单不仅明确哪些事项在市场准入时被禁止或受到条件限制，更重要的是明确了清单外领域，各类市场主体皆可平等自由进入，也就是说负面清单制度的核心机制是实现“非禁即入”，这是隐含在清单背后的。
路红艳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梁 威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不断加深，我国参与全球供应链的广度和深度也不断加强，在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中的地位逐步提升。当前，全球供应链体系已经形成，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对此，我们应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构建我国企业占据重要地位的全球供应链分工网络，提高我国全球供应链安全水平和参与全球供应链规则制定的话语权，打造竞争新优势。
冯婷
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社会学文化学部副主任,浙江省舆情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单独或与人合作出版《社区与社团:国家、市场与个人之间》《先进文化:社会发展的新动力》《人文浙江——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社会学概论》等专著、教材多部
目前有些有关乡村振兴的观念是值得商榷的，包括怀旧情感支配下的乡村振兴观以及在所谓“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观念下的乡村振兴观。城市文明时代的乡村振兴首先并必然是（即使不完全是）一个使乡村参与并共享以城市为表征的现代文明的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到乡村产业、乡村社会和空间组合以及作为乡村社会之主体的农民本身等各方面的转变。为了这个转变顺利而良性地展开，政府、市场和社会必须各自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黄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讲师
公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治理思想之一。在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社会压力推动政府关注着公正的不同领域：从1978年到1992年，中国通过教育和生产权利改革实现了起点公正；从1992 年到2012 年，中国逐渐开始重视经济增长背后的结果公正；在2012年以后，中国通过反腐败触及了最关键的程序公正。对公正的针对性回应吸纳了社会压力，造就了中国政治稳定的奇迹；而三种公正思想的不同实践顺序，也提供了一套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治理经验。
王正毅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进入21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后，有两个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引起了关于世界秩序的争论。其中第一个事件是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随后世界经济的相对衰退，这引发了国际社会关于美国霸权是否衰退的争论。另一个事件则是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持续增长并于2010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经济的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开启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这引发了国际社会关于中国和美国是否在争夺世界体系主导权的广泛讨论。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