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祁冬涛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随着特朗普上台，中美台三边关系开始出现变化。美国国内的反中浪潮逐渐扩大，遏制中国的战略也逐渐开始清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台湾对于美国的战略价值开始上升，美国国内的“友台派”趁机推动长期模糊的对台战略走向清晰化，对中国政府的“一中原则”形成挑战，自然对中美台关系也形成挑战。
田成有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下放地方立法权后,立法权完全集中于中央的格局得到改变,地方立法迎来了繁荣发展时期,地方普遍有立法的激情和冲动。但在地方立法“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的“不抵触”原则下,在严格合法性审查的要求下,在中央与地方的立法关系上,存在着“看齐”与“特殊”的对立张力,存在着“法制统一”与因地制宜的矛盾困境。地方立法到底有多大的发展空间,如何释放地方立法的活力,如何立出管用之法,成了个大问题。
李枏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第二次朝美峰会后，双方尽管还公开声称“对话的大门依然敞开”，但各自的立场却毫无变化。美国仍然维持对朝制裁，“极限施压”丝毫不减。而朝鲜在4月召开的最高人民会议第十四届一次会议上明确了加强团结、自力更生的政策，对美则警告“如果美国仍执着于现在的政治计算方法，解决问题的前景就会变得暗淡而危险”，言外之意，朝鲜亦不会做出大妥协。由此看来，朝美已进入新一轮的胶着状态，一个新的“战略僵持期”已经开启，半岛局势随时可能一切复归原点。
杨伯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中日改善关系、深化双边合作对于两国来说都是重要和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和有巨大潜力的，但是改善关系和深化合作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不是无条件、自然生成的，需要我们在战略上、政策上创造条件，需要大力培育、倍加呵护。为了行稳致远，基本的思路应该是改善存量、优化增量。
易信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变革，将推动着全球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向后工业化、后信息化社会转变。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来看，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30余年，需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转型机遇，顺势而为、乘势而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生产力基础。
张斌
中国金融40人高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每当中国面临重大外部环境变化的时候，对制造业发展的期望便会更加迫切。在十字路口做出选择之前，要认清现状，回顾制造业发展历程中的沉痛教训和成功经验，要遵循发展规律，才能科学决策，引领中国制造业走向更美好的明天。通过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证据链，能够对制造业转型升级情况形成相对客观和完整的判断。制造业转型升级，必然会涉及到投入，生产和产品三个环节，这三个环节构成了观测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证据链。
张晓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常欣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刘磊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2019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开局良好，经济增长超预期。同时，宏观杠杆率也再度攀升。在面临内外部不确定性增强的情况下，突出稳增长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但如何保持定力、坚持结构性去杠杆，仍是未来政策面临的严峻挑战。在稳增长前提下结构性去杠杆，仍需适度提高中央政府杠杆率，盘活政府资金存量，同时有效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基本方向，大力发展地方政府债券市场，继续推进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显性化的过程。此外，也还要采用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式，继续推进资产证券化来处置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的关键时期。从短期看，经济确实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从中长期来看，经济转型升级蕴藏着巨大的增长潜力，也面临某些突出矛盾。比如，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今年1—2月工业增速和投资增速有放缓趋势。这有周期性因素，更多的是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的客观反映。此外，中美贸易摩擦对经济增长预期造成某种负面影响。
樊磊
国海证券宏观研究团队负责人
在双边贸易谈判未果之后中美关系如此“失控”的表现，一方面既说明经贸关系对于中美关系压舱石的重要地位，一方面似乎也在暗示，即使中美双方共同的经济利益如此广泛——每年有超过6000亿美元的贸易规模——似乎也都难以压制中美之间的其它矛盾和分歧。从目前的情况看，也许已经到了要系统性的审视中美双边关系并考虑战略性的应对方案的时候了。
熊光清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著有《中国流动人口中的政治排斥问题研究》等
在西方治理理论出现后，中国学者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新理论和新理念，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重塑。比较近年来引入的其他政治学理论，治理理论的引入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治理理论被有效中国化，并与国际学术界存在一定的共识；治理理论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理论与方略；并且，中国治理实践领域的丰富素材与经验推动了治理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加强对治理实践进行理论提炼从而促进理论创新，新的治理理论对治理实践可以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从而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建设。
涂圣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既要让企业“有利可图”, 又要保障农民利益不受侵害, 关键要建立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利益联结机制包括利益分配机制、利益保障机制和利益调节机制。对乡村振兴的不同领域而言, 工商资本与村集体、农民的利益联结形式不同, 政府参与利益联结机制建设的作用边界和重点也有所不同。建议按照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不同领域划分, 构建差别化的利益联结机制
周振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涂圣伟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张义博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较高, 存在乡村要素不匹配、进入门槛高、配套服务缺失等障碍, 面临市场风险、政策风险、信用风险、法律风险等四类风险。鼓励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 应纠正“资本剥削小农”的认识误区, 赋予工商企业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 引导工商资本进入适宜领域, 采取适宜方式进入农业农村, 与相关利益主体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 构建政策支持、配套服务与风险防范“三位一体”的政策体系, 实现企业收益、集体得益、农民获益的多方共赢。
徐勇
湖北文理学院政法学院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无疑是对既有理论的巨大超越，但这一思想和主张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既有现实和未来的需要，也有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源泉。其中，中国历史上长期延续的家户命运共同体是重要的思想资源。中国的儒家文化将基于家户日常生活的机理提升为意识形态，用“一家”定义“天下”，建构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图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人类进入各民族相互交往日益紧密的时代提出的崭新理念，是对家户、阶级、国家等组织单位的巨大超越，它强调人类命运的共同性。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在社交媒体时代，如何管理网络信息，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国家所面临的其中一个最重大的挑战。网络信息无论对社会所造成的冲击还是对管理者所带来的挑战，都是前所未闻的。为此，世界上多个国家针对互联网信息几乎同时进行着新一波的立法。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研究院院长
甘源
恒大研究院
石玲玲
恒大研究院
从2012年开始的金融自由化，到2016年开始的金融去杠杆，近年金融监管可谓大开大合，影子银行大起大落，对货币创造和经济金融形势影响巨大。影子银行创造货币机制是什么？到底创造了多少货币？2017年以来表外融资大幅萎缩，影子银行受到严监管，是宽货币到宽信用传导不畅的原因吗？
王一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4月30日《华盛顿观察周刊》一篇关于美国国务院正着手制定遏制中国战略的报道引发美政策界的广泛讨论。如果该条新闻线索属真，这将是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再次针对潜在竞争对手专题制定遏制战略，并被冠以与上世纪50年代初“冷战之父”乔治·凯南研拟的“X报告”一样的称谓，或许标志着对华遏制战略从理念走向理论。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