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王炳权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总体上，我国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各方面事业都向高质量发展方向迈进。当然，治理现代化仍然在路上，高质量发展尚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从治理现代化的角度看高质量发展，可以突破单纯的经济发展的视野，从多向度观照高质量发展的各方面制约条件，明晰克服这些问题的基础性原则。
梁红
中金公司研究部负责人、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
美国加征的关税，虽然伤及外国出口商，但更多是对美国家庭和企业造成伤害。首先，加征的关税基本完全传导至美国进口商的进口价格，从而由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部分原因可能是，中国出口商利润本就很微薄，难以降低出口定价来分担关税负担。其次，关税也额外导致美国家庭承受进一步福利损失。我们保守估计，5月开始美国家庭和企业承担的代价将达到68亿美元每月；相当于每个家庭年收入减少662美元。
徐林
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
相对于“十三五”时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十四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涵应转变为全方位创新，核心是体制机制创新和科技创新。如果能够通过全方位创新，中国就可以用10年左右的时间，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稳步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国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人民生活质量都会有新的提高，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
滕泰
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
要素红利、技术红利、改革红利这三大红利，就是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所总结的中国模式。其中，要素红利包括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和高储蓄红利；技术红利则包括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就是说我们复制了过去300年西方国家工业革命的所有成就；改革红利又包括了市场化红利和制度改革红利。如今这几大增长红利或者制度条件、技术驱动力和增长要素都在发生一些变化。我们必须挖掘新红利，再造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红利。
苗绿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联合创始人兼执行秘书长
中美应积极寻找一种能够将经贸纠纷与安全分离开的谈判方式，从而缓解这种消极影响。不止如此，中美还应和其他大国一起，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优质的公共产品，在地区和全球层面展开全方位合作。尽管“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不可能，但也不是不可避免，中美双方应通过积极的交流与合作来避免陷入。总之，在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当今世界,中美应通过共同合作来改善两国关系，从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朱一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西部证券研发中心宏观分析师
对中美贸易战的研究，大多着眼于美国政治周期。但是我们的研究发现，美国发起“301”调查具有一定的经济周期性特征。从1970年代中期到1997年的美日贸易战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来看，美国通常在经济周期尾部对主要贸易伙伴国发起 “301”调查。迫使主要贸易伙伴国货币升值、实行出口限额、扩大进口配额等措施降低贸易顺差，同时敦促其完善专利法等国内法律法规体系，并采取经济政策协调。贸易战，成为周期尾部的美国的逆周期政策选项。
赵福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财政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我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时适度实施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市场信心明显提升，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实施，一季度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好于预期，开局良好。从1—4月数据看，进一步印证了这个判断。在经济行稳质升的同时，压力和挑战犹在，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空间依然充足，有能力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坚持“稳中求进、突出主线、守住底线、把握好度”，宏观经济稳定发展和质量提升仍然有坚实后盾。
倪世雄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研究领域: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对外战略和政策、中美关系,著有《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等
中美建交40年以来，中美关系每个阶段都在新的层次上取得阶段性进展。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表明中美关系具有重要性、战略性和全局性，其重要性已经超越两国的范围，显示出时代特征和全球意义；同时，两国关系也具有困难性、复杂性和反复性，因此呈现出曲折起伏的发展轨迹。如今，两国关系再次走到十字路口，沿着合作共赢的正道再出发才是正确的选择。
郭萍
哲学博士,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根据汉语“契约”一词的基本涵义，可以表明儒家的契约观念具有自愿协议、责权对等的一般特质。对此，从政治哲学的层面看，契约观念作为证成自由的工具性观念，是为现实地维护社会主体的价值。“自由儒学”认为，这种关系不仅存在于西方社会，而且也贯穿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契约观念与自由观念一样，总是随着社会主体的转变而转变；不过，儒家契约观念始终保持着契约的一般特质，这是因为其背后依据着“诚—义—知—信”的儒学原理，揭示这一原理可以从学理上启发儒家现代契约理论的发展。
傅熠华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兼职研究人员
在中国基层村落治理中，产权塑造了治权的内容、范围与合法性，并遵循“权责对等”的塑造逻辑。“权责对等”既是一种治理思维逻辑，也是一种治理实践特征，二者统一于中国长期的治理经验中，并在产权与治权关联、治理逻辑开发与重视历史经验等方面对当今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打造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具有积极启示。
林万龙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在农村改革启动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政府财政并没有在公社解体后相应承担起提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责。从2003年起之后的10年左右时间，中国基本构筑起了以公共财政支持为主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但仍然留存了显著的城乡二元痕迹。2014年以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政策体系的一体化工作开始启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体系开始构建，旧体制的遗迹终于开始了彻底的消除。但在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仍然任重而道远。
张璟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陈洁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为摸清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元年我国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2018年初，课题组开展了“乡村振兴专项调查”，收集了25个省262个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根据对样本村经济社会发展现状、集体经济发展情况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情况的调查分析，本研究梳理了村庄面临的五大突出问题。
陈文胜
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员
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经历了土地制度从集体所有制的单一实现形式向多种实现形式演变、经营方式从自然经济向社会化生产演变、收入构成从单一经营收入向收入多元化演变、消费结构从传统温饱生存型向小康生活现代化演变，并因此催生了大规模的乡村人口流动。随着信息化的不断推进，互联网极大地改变了城乡的空间距离，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在乡村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使乡村的多元发展加快新动能成长，成为推动城乡二元结构变革的内生动力，以此构成了中国乡村经济发展的历史性变迁图景。
朱锋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
中国领导人2018年6月在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会议上所提出的纵观国际局势“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见解,高屋建瓴、切中要害。同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领导人指出，在“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如何理解和阐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思想,并使之成为指导我们工作的政治性、理论性和战略性论述,目前国内学术界和思想界正在兴起一场大讨论。在认识和领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思想的同时,避免误读和误判,是国内思想理论战线面对的重大挑战之一。
陈相秒
中国南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杜特尔特当局把同中国在南海博弈的策略由“完全冲突”的非合作博弈，调整为“既有合作又坚持主张”的“讨价还价”混合博弈，不仅为其搭乘中国经济发展“快车”创造了条件，也大幅度减少了菲律宾参与南海油气和渔业活动的成本。但中国应该明白，菲律宾是“好朋友”，但不会是军事盟友。而美国也该清楚，马尼拉但凡具备国际事务处理经验，都不会让中菲关系陷入完全对抗之中，因为这不符合菲律宾朝野提振经济的诉求，也将损坏执政党的“合法性”。
詹姆斯·诺尔特
纽约大学客座教授
在美中贸易谈判一次又一次号称接近达成协议后，谈判又一次陷入僵局。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想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但很少有人想过最可能的答案：这些谈判都是假的，他们本就没想谈成。几乎所有专家似乎都相信特朗普真想要一份协议。对此，我从一开始就有所怀疑。他的目的从始至终都是为加征关税寻找借口，他认为关税有利于美国经济和他的政治利益。对特朗普来说，关税本身就是目的。谈判是假，因为特朗普根本没想拿关税来做交易。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