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复旦发展研究院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动权在企业而不是政府。从国际国内经验来看，统一市场的形成，必须依靠企业的自主选择和作用，政府应该制订顺应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遵循市场规律，做好各类服务平台建设，“顺其自然”地尊重企业的发展选择。
赵明昊
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特朗普政府压制华为的目的，一是借此在中美经贸谈判中提高要价，以迫使中方做出更多让步；二是进一步展开对华“技术冷战”，全面强化对华出口管制，阻止或迟滞中国方面获取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在5G等关键领域削弱中国实现技术进步的产业基础；三是试图阻滞中国ICT企业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扩展业务的步伐，制衡中国所倡导的“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无疑，数字经济已成为影响21世纪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有必要从“数字地缘经济”的视角认识中美之间的竞合关系。
吴晓求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
当前，中国正处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样的历史关键时期，我们受到外部的遏制特别严重，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预估和研判。中国要坚定不移地走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发展道路，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坚定地走依法治国的道路，这是过去四十年来中国成功的经验。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的经验，没有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闭关锁国永远成就不了伟大的国家。中国要成为现代化的国家，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国家，首先必须是法治的国家，要让我们的老百姓也让外国人对中国有稳定的预期。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
陈通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地方政府的举债，特别是近些年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有关的隐性负债及或有负债，都是政府财政信用的一种形式。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前几年所做的发债、借贷、担保而后把资金投入到当地政府选择性的项目建设，实际上都具有浓厚的地方政策性金融色彩，《预算法》修订后，中央政府所要求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转型，其意图是通过平台的“去财政信用化”，而使隐性负债就此寿终正寝。如何把握地方融资平台转型与优化地方政策金融运行机制的关系，是需要研究和理清的重要现实问题。
周景彤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李赫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预计2019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特征更为明显，人民币汇率总体将保持稳定，贬值幅度不会像2018年那么大。对人民币汇率要保持足够的调控力，保留稳定汇率的“杀手锏”，要顺势而为，不刻意追求人民币国际化，要提高汇率预期管理质量，增强政策公信力。
许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2018年2月至今，美国政府先后7次大范围上调关税，当然也招致了贸易对象不同程度的反击。不同机构和学者就互征关税对美国的冲击做了很多定量分析。其中一些研究颇具影响，例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Gol dberg、哥伦比亚大学Weinstein、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Gopinath等人的论文。有的今年还在哈佛经济系或肯尼迪学院做过报告，其研究方法和初步结论，对于进一步分析贸易摩擦的影响，有一定借鉴意义。
Thomas Piketty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主任,主要研究财富与收入不平等,代表作有《21世纪资本论》
Li Yang
巴黎经济学院特邀教授
Gabriel Zucman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助理教授
中国国民财富与收入之比从1978年的350％增加到2015年的700％，而公有财产占国民财富的比重从70%下降至30%。通过对官方的不平等估计的大幅上调，发现1978—2015年，中国顶层10％人口的收入份额从27％上升到41％，底层 50％人口的收入份额从27％下降到了15％。中国的不平等程度曾与北欧国家相近，现正接近美国的水平，但仍低于美国水平。
魏尚进
哥伦比亚大学金融与经济学教授
虽然我们很难确定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美谈判破裂，但我怀疑除去双方在谈判内容上的分歧外，中美谈判基准与方式的冲突或许也对结果产生了一些影响。大多数美国谈判者采取的是清单方式：如果他们想要就九项议题进行谈判，他们会依次就每项议题达成共识。而与之相反，中国的谈判者们习惯于采取一种更为整体的方式，他们遵循的谈判基准是“除非每一项议题都达成了共识，否则不算签订了任何协议”。
王志刚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财政大数据研究所所长兼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将会为中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带来更多机遇，尽管技术进步往往具有一定的人力资本偏好，但是中国有庞大的网民，数字化的蔓延为各类创新创业带来了非常大的机遇，如今蓬勃兴起的移动支付、网购、共享经济、电子政务等就是明证。数字化时代将会重塑经济学理论、改变政府治理模式和企业组织方式，激发新的发展动力，同时也会带来新的挑战，这些都需要我们直面应对。
庄晋财
江苏大学教授 博导,广西特聘专家
如果我们要问，社会发展成果是否应该惠及到更多的人？是否应该帮助每个社会成员享有更充分的自由？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而农村公共品投资有助于实现这样的目标，这种投资就是有效率的。城市化应该包括另一个内涵，那就是提升农村地区的公共品供给水平，把一些农村地区建设成与城市条件相近的地区，让更多的农民不离家就能享受到城市文明，这才是让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到更多的人的有效途径。
伍戈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
加征关税是近期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干扰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突出风险因素。大家普遍关注加征关税对贸易的抑制作用，还有人担心其引致国内产业加速外移的可能性。如何考量加征关税的长短期效应，对于我们研判宏观大势具有现实意义。
宁越敏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教授
继上海提出建成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中心后，北京、广州等城市也先后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目标。但它们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与著名全球城市相比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为什么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后，尚未形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城市呢？究其原因，全球城市功能的集聚与提升既与国家经济实力密切相关，也取决于该国的市场化、国际化水平。中国建设全球城市离不开整个国家发展的大背景，甚至还要考虑来自既有全球城市的竞争。
萨斯基娅·萨森
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终身教授
全球城市的功能是被生产出的，但形成过程既复杂又多元，需要充分考虑法律、会计实务、物流以及其他的服务类型，比如那些依靠国家和部门且存在多种文化的投资。全球城市功能的形成不会简单地在公司或实验室里发生。它必须集中在具有不同内容和类型的新兴全球经济环路的交叉点上，所有这些都超越了特定城市或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优势的界限。
唐永胜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教授、少将
对美博弈不能为美国的战略挑动所左右，要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坚定不移地做正确的事。现阶段需要特别警惕避免以过于简单、单一和对称的手段应对外部挑战。我们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实施坚定而灵活的“不对称博弈”。其中战略能力的巩固和提升尤为关键，维护基本的战略稳定是实现大国关系可预期发展的重要条件和支撑。
周密
商务部研究院美大所副所长、研究员
5月10日，刘鹤副总理在赴美就经贸问题完成第十一轮磋商后向外界表示，双方对磋商的进展是满意的，但双方仍有三个方面未能达成一致，影响了协定的达成。如果美方无法就三个原则问题回应中方诉求，双方已经达成的共识将难以落实。作为产业链上不同环节的参与者，中美双方都受益于相互配合，也都会在相互加征关税中受损。以务实、开放的态度，放弃无端的指责，尊重彼此的原则和关切，达成平等的协议，释放经济发展的活力，或许可以为全球经济的有效复苏增加动力。
王青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刘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
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新兴技术驱动力增强、国内市场规模优势释放，我国消费领域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深刻变革。消费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升级、消费创新蓬勃发展，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进一步增强。要顺应当前消费变革的重要趋势，以满足新的消费需求为重点，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应用先进适用技术，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强相关政策协同和试点探索，推动消费稳定增长，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