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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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维斌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面临东西德合并带来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外来移民大量增加引发的社会融合问题，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人口老龄化加速，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诸多挑战。经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创新，21世纪第二个10年，德国经济社会发展逆势上扬，连续9年保持经济较快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尽管中德两国社会制度、政治体制不同，但是，德国社会治理理念和实践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制仍然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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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卫卫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于水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
扶贫主体的权威性和扶贫客体的特定性、扶贫方式的运动性和扶贫目标的预定性、扶贫手段的强制性和扶贫成本的虚高性等是当前精准扶贫的典型特征。在具体的扶贫实践中由于缺乏基础性和制度性的机制设计，部分地区出现精英俘获、扶贫致贫、内源式微和法治弱化等治理失灵问题。这显示，在乡村扶贫场域，依靠技术手段的扶贫治理遵循的是政府单向度的权力支配和资源供给的实践逻辑，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人文主义关怀。而“以人为本”的柔性治理范式因其内在治理价值的前瞻性和创新性，顺应后工业时代的发展要求，引领着公共治理的潮流，将成为21世纪乡村贫困治理变革的重要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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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立晟
我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
袁野
太平洋证券宏观分析师
本篇报告选取亚洲可与中国类比的国家及地区，考察其发展过程中经历的高速增长与增速放缓阶段，客观的从劳动、资本和技术三要素的角度寻找经济增长是否存在相似趋势，且探寻三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发生变化时，资本市场会如何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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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晓萍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董家鸣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美好生活”是城市社会治理的底色，体现了城市社会治理的本质属性，蕴含着城市社会治理的价值理性;“互动共生”是城市社会治理的特色，彰显了城市社会治理的特有属性，构建了系统性为基础、包容性为基色、公共性为基本、协同性为基调的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脉络;“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城市社会治理的亮色，揭示了城市社会治理的时代属性与内涵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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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奇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互联网金融、数字金融并没有改变任何金融传统的宗旨以及安全原则，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互联网+金融，还是金融+互联网，不但要把网络数字平台的好处高效地用足用好用够，还要坚守现代金融形成的宗旨、原则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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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彬
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工业经济研究所
当前世界经济和跨国投资增长依然缓慢，制造业外资回流的态势仍在持续，我国积极减少外资准入限制、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外资利用质量。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加大外资吸引力度，不仅有利于缓解短期经济增速下滑，而且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既定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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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琳
上校,军事学博士,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亚非室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东南亚军事、南海问题等领域研究
5月31日至6月2日，第18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举行。44个国家的高级防务官员和学者汇集美丽的狮城，其中包括28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作为亚太地区知名度最大的1.5轨地区防务安全对话机制，香格里拉对话每年都会引起全球范围内的高度关注。而它对地区安全核心议题的探讨也往往展现了地区安全态势的最新发展，同时引领着不同安全观、秩序观的碰撞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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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丕祥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在当代中国, 乡村社会治理与法治发展具有自身独特的历史品格, 是一个交织着正规化与非正规化的双重治理机理的运动过程, 其深刻地反映了来自国家规则与制度的正规化机制与渊源于乡土社会法则或法理的非正规化机制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因之, 乡村社会治理与法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广泛存在于乡土社会之中的村落共同体及其乡村自治程序之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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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广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 [河北行政学院] 教授
田丽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 [河北行政学院]讲师
城镇化导致农村“空心化”的严峻现实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 使村干部选拔培养工作既面临新挑战又要适应新要求。为进一步发挥村干部角色功能, 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我们必须构建贮备机制、选拔机制、培育机制、考核机制、任用机制、激励机制、退出机制和保障机制, 努力探索村干部选拔培养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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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运成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美经济“大清算”是当前中美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清算指的是“摊牌”:一是美国传统与创新的“二元经济结构”难以为继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行到半山的“碰撞”；二是美国片面对中国经济进行全方位分析评估的实用主义与中国一直认为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压舱石”的理想主义“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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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磊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翁秋怡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龚欣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认知能力对个人的社会经济结果具有重要作用，而学前教育则是影响少年儿童认知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学前教育是导致城乡初中生认知能力差距的重要原因，它可以解释七年级城乡学生认知能力差距的28%-44%。政策效果模拟表明，在增加农村儿童学前教育机会的同时延长其在园持续期，对缩小城乡认知差距具有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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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
刘军强
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近年来人口政策先后经历了“单独二孩”和“全面两孩”的调整。人口学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争论围绕着三个关键问题：（1）政策调整前的生育水平是多少？（2）政策调整后的生育水平会回升到什么程度？（3）政策调整初期的出生堆积风险有多高？我们发现，学界有关人口政策的争论虽然存在分歧，但共识也在形成。为避免跌入“低生育率陷阱”，国家需要营造友好的生育环境，构建与生育配套的各项社会政策，保证中国人口、经济和社会的永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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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印太地区是中国安身立命之地，中国既受惠于印太的发展繁荣，也是确保印太繁荣稳定的中坚力量。因此，中国应当采取主动有为的态度参与印太地区安全发展秩序的塑造与调整，而不是一昧被 动 地 接 招。中国应从印太战略的内在机理出发，努力缓解地区安全困境问题，继续推动经贸合作，力争 “印太” 战略能为我所用，助推 “一带一路” 和全球化发展，为中国自身的安全繁荣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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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江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际法学院院长
近年来在国际经贸领域，两个事件并行，一是中美两国之间发生贸易战，二是作为多边贸易体系核心的WTO陷入困境。这两个事件都在分别指向中美经贸关系脱钩的可能性，而两个事件的叠加则意味着中美经贸关系脱钩成为大概率事件可期。问题是，是否存在管控中美贸易关系的渠道？WTO争端解决机制能否借改革恢复功能，发挥应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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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从历史来看，每一个民族或文明的人们对自己的民族和文明感到自豪是人之常情，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不过，如果这里包含着种族优越或文明优越的潜台词，就会演变成文明原教旨主义，就会走向非理性的内外部行为，最终导致人类的悲剧。今天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希望历史不会简单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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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丹
三亚学院党委书记、校长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分析哪些乡村需要振兴，这不但需要从外部可视的乡村空间分布，如与城市的距离以及乡村的经济水平观测，也需要从内部较难辨析的乡村社会组织结构进行观察。培育新型乡村社会组织，对乡村振兴的方案制定与实施路径具有积极的作用。和各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政策文件，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因此，已经有一部分发达地区的乡村社会组织在数量上得到了快速增加，而欠发达地区尤其是贫困乡村的社会组织由于资源、内在动力等原因，有待进一步发展。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