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李颖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五眼联盟缘起于二战期间英美两国的情报合作，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赢得冷战至关重要。在当前大国战略竞争时代，美国领导的五眼联盟服务于美国维护自身霸权的战略目标，中国被美国视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也成为五眼联盟的主要战略对象。五眼联盟对中国的监控长期而全面，它强调留意并“阻止”中国等国出现技术突破并由此获得构成威胁的战略军事、经济或政治优势。五眼联盟针对中国的情报监视以及外交合围，尤其是美国试图把五眼联盟作为遏制中国的核心骨架与战略支撑，给中国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周边安全带来相应冲击。
张涛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青年论坛会员、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
虽然下半年经济增速大概率会出现一定程度回落，但在出口稳定、“六稳”与“六保”措施的强化、促消费、跨周期调控的前瞻性政策安排等因素支撑下，中国经济不会失速，经济韧性应该能保证复苏进程不中断。鉴于美国财政政策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到美国居民消费韧性的持续，进而会影响到互为条件的供需修复进程，其中中国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供给端，必然会受到牵连，因此需要格外警惕美国财政风险带来的外溢性冲击。
彭文生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中金研究院执行院长
未来的历史记录2020年开始的大流行疫情，科技的角色应该是重要篇章。同时，疫情促使人们更加注重技术进步的人文视角。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最终体现在高质量发展上，有两个重要维度，科技创新与共同富裕。推进“十四五”规划、实现2035远景目标，关键在于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科技创新是一种经济行为，需要友好的环境和激励机制，在提升生产力的同时也必然影响生产关系。如何促进科技创新？如何提升产业链安全？未来发展的关键领域是哪些？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建立AUKUS的地缘政治意义十分明确，即在亚太地区乃至更广泛的印太地区对抗正在崛起的中国。不过，由于澳大利亚撕毁了与法国的潜艇合同，且事先未与法国做任何沟通，引发了法国极大的愤怒。因此，一个本来是针对中国的安全联盟，戏剧性地演变为一桩震动西方国家内部关系的政治与外交事件。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认为，这一事件的意义和影响将远超一份巨额国防合同带来的商业损失，还有可能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产生重大影响。
周天勇
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在过去的15年中，假定没有土地交易收入分配扭曲和高房价对消费的挤出，特别是没有发生生育管制减少2—3亿人口和户籍城乡分割造成1.6亿左右的农村淤积人口，可能不会发生如此大规模和长时间的工业产能过剩。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因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受到迁移受阻和土地交易收入分配两项体制扭曲的影响，农村居民应有而因体制扭曲造成的消费需求能力损失规模为469902亿元，占15年来总消费需求损失的62.21%，农村居民因体制扭曲损失消费能力而影响产能过剩的强度合计为53.54%。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
鉴于经济学作为一门经世济民的学科具有巨大的外部性，中国经济学界存在的研究方法歧见和误用亟须加以澄清。笔者所列举的六大关键研究方法在中国经济现实问题研究中都有其现实针对性。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在经济分析中应努力做到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历史视野“三位一体”的综合运用，从而使得研究的过程及其所得出的结论具有科学性、严谨性、现实性、针对性、前瞻性和思想性。唯其如此，中国经济学才可能既有助于研究解决中国经济现实问题，又能够对经济学本身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韦宗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张歆伟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2020年大选期间，拜登及其团队提出了一项服务于美国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作为他们的竞选口号及施政纲领。入主白宫后，拜登政府着手推进其“中产阶级外交政策”议程，作为回应国内选民诉求、对冲特朗普“美国优先”外交政策影响、重塑美国外交政策方向及与中国展开竞争的重要抓手。拜登政府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还处于推进落实的早期阶段，但是这一政策暗含的对华“战略竞争”态势，以及拜登政府将应对所谓“中国挑战”，作为政策推进的舆论动员工具，将对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王瑞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拉美的过度城市化，即城市人口“爆炸式”增长超过城市资源的容纳能力，源于其城市发展缺乏制造业支撑，大量进入城市的移民只能在非正式部门就业，并聚居于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匮乏的贫民窟。与拉美相反，中国制造业发达，城市化面临的主要是“市民化不足”的挑战。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后难以获得城市户籍并享受城市公共服务，打工而难以永久性定居，在大城市尤为突出。迁移人口钟摆式的城乡流动不利于城市内需扩大，也抬升了其为城市其他居民提供服务的成本，反过来制约了城市效率的提升与城市规模经济效益的实现。
周小川
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中承诺，中国力争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努力争取在2060年达到碳中和目标。要实现“双碳”目标，首先要考虑各行业、各地区存在的差异，要有准确的数据基础并提出可测算的各类参数，采取各种措施纠正市场失灵；再在此过程中，进一步发展和健全全国碳排放市场，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避免碳价格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外，当前碳排放的全球治理仍然以国家为主体，由于一些具体问题尚无解决方案，要求我们进一步探索建设和发展绿色治理体系。
胡鞍钢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要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须建立倒逼机制，可分为四个十年阶段、八个五年规划，逐步推动绿色改革绿色创新；进而明确提出20 个方面的主要实现路径和政策建议，即控制能源消耗总量及增速约束性目标、大幅度提升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大幅度消减煤炭生产量和消费量，等等，以形成“政策合力”“协同效应”,在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中有助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并成为推动全球能源转型的重中之重。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中国经济正在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移，消费已经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如果投资和出口不行，我们还有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来支持中国经济。不过，正如我们反复强调，中国不会从“生产型社会”一下子就切换到“消费型社会”，在生产型社会中，生产的疲弱会直接影响到消费。另外，“消费型社会”不能在生产制造普遍疲弱、经济增速明显下滑时再建设，而应该在经济向上较快发展时就要着手准备。更客观地看，消费不是一个临时拿来救急的工具，它是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一种结果。
栾稀
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殊资产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2021年以来，伴随着美国名义利率的上升，资本已开始回流美国；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则出现资本流动形势的分化，部分基本面脆弱的新兴经济体面临资本流出压力。美国和全球经济走势是决定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的关键。若美国经济带动全球经济同步复苏，美国利率上升未必会对新兴市场资本流动造成冲击；但若美国就业市场改善、通胀上升过快，而其他经济体实际复苏动力不足、新兴市场复苏较慢，则美联储政策收紧可能会引发新兴市场大规模的资本外流。从目前形势看，不宜对全球经济复苏形势过于乐观。
闫伟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阿富汗政府的集权化努力和农村建设实践则以失败而告终，国家制度建构陷入不同族裔的博弈之中，效能颇低。塔利班最终填补了农村的权力真空，逐渐侵蚀和瓦解地方政权，并在美国撤军后全面夺取政权。塔利班上台后，仍然面临一系列困难和问题，涉及如何整合松散的组织结构，如何建构兼具伊斯兰传统与现代精神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如何实现权力分享和政治包容、发展经济与融入国际体系等等。阿富汗国家的秩序恢复、和平建设任重而道远。
贺海峰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研究院讲师，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
过勇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我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深化党内监督的重要原创性制度成果。相较西方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二者存在不同的演进历程、逻辑进路及价值取向，但在制度功能、体系架构和基本要素方面却有诸多相通之处。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严管党治吏背景下，我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但同时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未来应以治理效能优化提升为目标方向，进一步释放改革势能、强化党委主责、修订制度文本、完善配套机制、运用科技手段，不断增强监督严肃性、协同性、有效性。
余练
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讲师
驻村干部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它既保留了党联系群众、走进群众的传统，又合理地利用了科层制中资源向上分配的逻辑。不同类型的驻村干部——包村干部和联村干部在制度设置、权责分配和运行逻辑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包村干部制度具有跨层级的特点，它对农村工作的指导、帮助和扶持，客观上有助于增加国家的强制性权力。而联村干部则在不断提升国家的基础性权力，使国家力量不断向基层延伸。两种驻村类型各有优劣、互为补充，在不同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地区资源不足、治理能力欠缺的困境。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民企的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后，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开的大格局。改革开放40多年过去，民营企业的基本情况早已不是“半壁江山”的问题。在一些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民营企业发展的结果是半壁江山已越，所谓“五九之局”渐多。民营企业对于全局的意义和影响，应该使我们在战略思维上有进一步的提升：讨论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全局性问题，一定要注意怎么使民营企业在继续吃好定心丸的过程中，得到健康而可持续的发展。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