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宫玉振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学教授
国家治理模式的形成，往往是历史演进的结果，历时性的分析因此成为理解国家治理的重要维度。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模式是三大不同因素叠加的结果，这三大因素分别是古代中国大一统格局下的制度演进，现代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建构，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以及相关制度安排。认识三大因素的叠加效应，以及由此形成的基本结构，是企业家理解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关键。
陈永伟
如果要讨论歧视等劳动力市场的问题，那哈佛还真可能找不出名头上能和戴维·卡德匹敌的学者。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安格里斯特的学术生涯，那就是关于因果推断方法的各种使用。而且和很多经济学家不同，他在使用这些方法时，总能别出心裁，玩出新意。因本斯作为一名计量经济学家，其研究的领域绝不仅仅限于因果推断领域。他在非参数估计、贝叶斯统计，以及限定变量的回归等问题上，都有很多的贡献。希望现在方兴未艾的因果推断可以作为经济理论发展的推进器，而不是被用来彻底替代理论的地位。或许只有这样，整个经济学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
尹振涛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副主任
徐秀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数字时代所带来的上述意蕴不仅是物质的、技术的和工具的，同时也是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数字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不仅“引领了社会生产新变革，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间”，而且也“拓展了国家治理新领域”。从目前的情境来看，数字技术是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依托，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动力。因此，我们应该更加充分地认识和利用数字技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价值。
张明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虽然经济增速仍在继续复苏，但受去年基期效应影响，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增速将会呈现出明显的前高后低特征。如果没有政策干预的话，中国经济增速在2021年年底与2022年上半年的下滑程度可能超预期。为了避免由此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中国应该调整当前的宏观政策组合，避免宽松宏观政策的过快退出。在财政政策方面，应该加快地方债发行进度并形成实物工作量，并增加减税降费力度。在货币政策方面，应该考虑新的降准举措，必要时也可以适当降息。
牟亚迪
盘古智库研究员
2020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首次宣部中方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此后，2020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1年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均重申了这一政策立场。2021年9月16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向CPTPP保存方新西兰贸易与出口增长部长奥康纳提交了中国正式申请加入CPTPP的书面信函。从长远来看，中国加入CPTPP之路虽面临制度性障碍难题，但总体符合中国的发展利益，能为中国带来众多机遇。
王帆
外交学院副院长
美国主导形成的美英澳三边联盟（AUKUS）有许多与众不同之处，也是美国二战以来联盟战略的新发展。这个联盟是新冷战背景下的产物，是美国营造新冷战围堵战略的。过去美国只与英国分享过开发核动力潜艇的技术，时间是1958年，现在美国又将这一技术分享给澳大利亚，这样的安排使美国在南太地区有更强的军事投射能力。美国的战略指向性虽然明显，但站不住脚。无论是美国的印太战略还是美英澳联盟，美国都强调要建立一个不受中国控制的地区。而事实上这个地区一直是由美国控制的，所以其指向是虚拟、假想的。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将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中美会谈与今年3月中美阿拉斯加会谈时的氛围完全不同，与今年7月下旬中美官员天津会谈也大相径庭。由于此次会议直接为两国元首会晤铺路，可以认为，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尴尬的中美关系，出现了发生改变的曙光。另一个信号发生在稍早之前。美国当地时间10月4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表示，将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清单中排除部分中国进口商品，同时与中国坦率沟通贸易协议执行情况。
王建伟
澳门大学教授
从阿富汗撤军，本来是符合美国利益的正确选择，讵料一手好牌被拜登团队打得格外难看，经由各大媒体、社交网络图文并茂地报道渲染，以至于很多观察者判断此事给美国的国际威望和在盟国中的信誉造成了重创。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当拜登决定仓促撤军而不考虑阿富汗政府的处境和利益时，加尼等阿富汗领导人意识到他们被“抛弃”了，大势已去，这也是选择他们不战而降的重要原因。但是要说撤军给美国的信誉和同盟体系造成重大伤害，从此美国的承诺就没人信了，美国的盟友就离心离德了，那也是言过其实。
唐世平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
乡村振兴涉及到政府主导与村民利益的结合，否则乡村振兴就会成为纯粹的政府工程。因此，如何能够让广大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是第一个维度的核心。第二维度则涉及到乡村振兴的动力学问题。如果没有城乡联动与融合，乡村就成了孤岛，乡村振兴也就不可能成功。而城乡联动必须主要依靠要素的流动。这是第二个维度的核心。第三个是人的问题。乡村能否留得住人口和能人取决于乡村能否宜居宜业。这是第三个维度的核心。
Francesca Caselli
IMF研究部世界经济研究处经济学家
Prachi Mishra
IMF研究部顾问
今年，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复苏促使通胀快速升温，其背后的推动因素包括需求企稳、供给短缺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的快速上涨。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好消息是长期通胀预期仍十分稳定。但经济学家对价格上涨压力最终能持续多久仍存在分歧。一些经济学家表示，政府刺激措施可能推动失业率下降，以至引发工资上涨和经济过热，这可能使通胀预期发生变化，引发自我实现的通胀螺旋上升。其他经济学家则估计，一次性的支出激增将会过去，通胀压力最终将只是暂时的。
李红梅
法学博士，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印度在此次中印边境冲突中与冲突缓和后，分别采取了对华制衡战略和对华对冲战略。关于为何印度的战略会发生演变，这与国际战略环境的变化，印度对中国实力与意图的认知调整，印度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形势变化等因素有关。其中，印度此前夸大和错误评估了中美关系恶化为印度带来的"战略机遇"，中国奉行的外交接触与军事防御策略，实际上展示了中国具有在东面和西面同步面临外部压力的政治决心。对印度而言，硬制衡特别是昂贵的军备竞赛，对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受疫情严重影响的大国而言是不现实的。
徐忠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副会长
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隐性负债迅速增长，其规模远远超过显性负债。出现这些问题，与我国分级政府间财政关系不顺、财政和金融责任边界不清有关。从国际经验来看，大国经济体对地方财政管理都有比较完备的激励约束制度框架，地方政府的自我约束、中央政府(联邦政府)法律和行政约束以及金融市场约束共同发挥作用。对于少数地方政府财政管理不善的情形，也有相对合理的风险处置和责任分担机制。对比大国经济体的经验，我国地方财政管理的激励约束机制还很不完善，需要抓紧改进。
余亮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院长助理、《东方学刊》副主编
所谓“小粉红”群体并非只是简单的民族主义思维的产物，而恰恰是全球化新媒介商业文化环境的产物，他们可能比表面上宣扬“普世价值”的对手更加普世。他们的行动方式、话语模式、情感结构都扎根于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社会，却呈现出一种“去全球化（民族主义）的全球化”特征。他们的问题其实是当代全球青年共同的困境：青少年虽有较多日常消费、娱乐生活经验，但缺少严酷生存与社会工作经验，因此较难进入具体复杂的现实语境思考问题，而是习惯于根据言语符号来识别敌我，进而形成标签化的情感和观点。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
畅通向上流动的通道，主要有三条路径：第一，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把人口和劳动力的横向流动延伸并提升为纵向上升的流动，让个人的收入水平、社会身份、职业水平、受教育水平等各方面都向上提升。第二，推进教育深化，促进人力资本与就业的匹配，增加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义务（免费）教育延伸到学前阶段和高中阶段，并提高职业教育中的通识化水平；加强企业为主体进行的在职培训。第三，扩大家庭的时间预算曲线，减少过度加班、家务劳动社会化，让人们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来实现自身的发展提升。
任泽平
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初次分配要兼顾效率与公平，注重保护劳动所得，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最低工资、工资支付保障、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完善再分配制度，提低扩中。继续完善个人所得税税收制度；加大政府对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兜底社会公平底线；提高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继续推进农村土地的市场化流转，探索实施农村宅基地的流转。完善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完善慈善基金会和慈善信托的监管制度，提高慈善组织公信力；普及慈善意识，提高个人慈善捐赠积极性。促进就业、创业、教育、投资等不同方面的机会均等，使不同收入层级的居民均能有实现阶层流动的机会。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财政后置”的政策需要有所调整，适当加大财政政策的“前移”。此外，货币政策也应该适度宽松，形成“稳健”基调之下的宽松。在防范风险的政策基调之下，相对宽松的加杠杆政策本来不应该出台。但是中国经济面临的形势与过去不同，过去乐观判断的“窗口期”，似乎并未出现，而今年三季度的经济数据，很可能在二季度的基础上，继续呈现幅度更大的增速放缓。安邦的研究人员认为，与此前担心中国经济出现泡沫化的系统性风险相比，现在的宏观政策可能更需要防范另一种系统性风险——系统性经济不稳的风险。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