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受访者:刘世锦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采访者:赵福全
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
中国经济必然要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这是大势所趋。从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过程来看，从2010年一季度开始减速，到2016年三季度初步触底。预计中国今年和明年还能保持6%以上的增长速度，2020年以后就会在5%-6%之间，或者5%左右，这也是正常的。如果保持5%-6%的增长速度，那么原有的增长动能，像基建、房地产、出口等，驱动力就不像过去那样大了，所以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发展一定要有新的增长动能。
徐爱国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在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中，法律功不可没。法律与文明交互作用，过去记载了文明的成果，现在维持着文明的演进，将来促进着文明超越。当文明战胜野蛮时，法律忠实地记录着文明的点点滴滴，充当文明的载体；当野蛮扰乱文明时，法律调节着社会变化的节奏，将野蛮导向文明。
叶毓睿
VMware存储架构师,《软件定义存储:原理,实践与生态》的作者
区块链的首要价值在于它能构建一个可信的基础设施，如果信任的成本很高，或者人们心甘情愿为增强信任而付费，这样的传统业务，用区块链思维和技术来改造，将会如虎添翼。目前，区块链在供应链金融、数字内容（如版权管理等）、游戏、基础设施等方面已经有了探索和实践。由于区块链自带金融属性和激励机制，相信未来5年内，会有越来越多细分领域成为区块链的适用场景。
葛红亮
广西民族大学中国-东盟海上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中美在南海的角逐日益呈现出“烈化”的发展态势。这是美国南海政策前沿军事化策略直接导致的结果，在根源上则与中美南海结构性矛盾与美国在南海议题上的对华认知密切相关。中美南海结构性矛盾不仅直接作用于南海局势，而且深刻作用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南海对话。鉴于此，管控中美南海分歧、增强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南海议题上的互信及做好南海舆论工作成为因应美国南海政策激进化转变的重中之重。
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
钱智俊
工银国际高级经济学家
中国消费潜力存在结构上的新旧错配。当前中国消费升级的重心正在迅速下沉，而零售业态、供给结构、配套环境等要素却尚未适应这一变化，导致消费新潜力未能充分释放，而旧动力却过快消退，限制了消费引擎总体发力。由此，当前消费增长乏力是阶段性、结构性的，亦将随着结构桎梏的瓦解而得到显著改善。下半年，随着针对性政策的推出以及市场自身的积极转型，消费增长中枢有望温和抬升，成为“稳增长”新基石。
张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或者宽幅区间内的自由浮动是当前比较理想的选择。做不到自由浮动或者宽幅区间浮动，在一个特定时期内钉住与经济基本面基本一致的汇率可作为权宜之计。最糟糕的情景是持续的渐进贬值或者渐进升值，需要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设计上杜绝这一点。
蔡昉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可能干扰全球供应链的因素有三个： 早产型比较优势变化：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变化具有早产的性质，因而过早过急地对全球供应链产生冲击。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比较优势的过早过快弱化，就造成了这样的效果；超大型公司的垄断倾向：许多案例表明，一些企业从不盈利，甚至也不追求盈利，风险投资人也只是一味支持其扩大、扩大、再扩大。他们无非是要获得尽可能大的市场份额，进而排挤掉竞争对手；单边主义的破坏作用：它从一个点上全面出击，从多个方向攻击全球供应链，会造成多环节乃至全链条的功能受损。
经济日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课题组
执笔: 秦悦
调查结果显示，各地政府除了出台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之外，还出台了一系列相关优惠政策，包括补贴、税收减免、基础设施建设支持、项目支持、信贷支持等。56.63%的企业认为县域有税收减免优惠，51.52%的企业认为县域有补贴优惠。项目支持政策、信贷支持政策、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政策的覆盖范围也比较广，分别有42.54%、41.99%和41.05%的企业认为有该项优惠。
刘永元
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行
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起基础作用的是以现代制造业和现代装备业为代表的现代化实体经济，起核心作用的是现代金融体系。现代金融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我国金融改革的着力点，就是要建立包括金融基础设施体系、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监管调控体系在内的完备的现代金融体系，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支撑。
王赓武
著名华裔历史学家,香港大学原校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原所长,著有《移民及兴起的中国》《建立新国家:五个东南亚国家的建国历史》《世界史和移民》等
欧亚大陆对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历史产生过强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将继续扎根于他们的文明中。中国尤其对海洋有强烈的意识，因为它看到自己的文明曾险些被来自海上的敌人所毁灭。因此，只要强国的海军坚持在中国沿海有自由行动的权利，中国的领导人就必须密切关注海军，与此同时又绝不能忘记，中国三分之二的边境在大陆上。即使在他们为应对未来的威胁而进行海上军备及其他复杂的备战时，强大的欧亚大陆传承仍会告诫他们，他们必须继续培养一种新的、均衡的全球史观。
杨青贵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
以身份性、保障性为主要特征的现行宅基地使用权制度与新型城镇化发展中“人的城镇化”“要素的城镇化”所内含的要素化、流动性等要求存在适应的问题。一方面，新型城镇化潜在要求破除土地利用的城乡二元体制。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应当以有效保护农户宅基地权益为前提，将宅基地使用权等财产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重要物质基础。
黄祖辉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
乡村振兴战略要放在全局视野当中把握与推进。高质量、高效率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既要切实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以新型城镇化引领乡村振兴，将产业振兴与生态宜居、乡风文明与治理有效有机结合，又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产业振兴中发挥政府、市场和行业组织的合力，在生态环境建设和绿色发展中深化“两山”理念的认识和践行，以全面激活乡村活力、释放乡村发展动能、提升乡村价值。
贺雪峰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在当前中西部农业型农村，小农户主要有两种形态，一种是老人农业，这种老人农业大多数是以家庭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年轻人进城务工经商，老年人留村务农。第二种就是“中农”形态，主要是通过村庄自发土地流转形成的适度规模经营户。后者是因为种种原因不能或不愿进城务工经商的群体，他们努力获得农村各种经济机会。这个群体从农村获得收入，因此最为关心农村生产生活，他们又年富力强，可以担负更多村庄治理职责，因而变成乡村治理中“中坚农民”。
朱杰进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6月28-29日，一年一度的G20峰会将在日本大阪举行。在当前逆全球化和美国单边主义盛行的大背景下，G20大阪峰会能否重振对多边主义的信心，不仅关系到G20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的机制转型，也会影响全球治理的未来前途和命运。贸易、基础设施、数据治理是大阪峰会的三项核心议题，将直接关系到G20大阪峰会的成败。
赵明昊
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特朗普政府不断深化对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制定和发布《印太战略报告》是落实2017年底以来陆续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国防战略报告》等文件的具体行动，体现了美国军方在所谓“全政府”对华政策中的特殊角色，也揭示了美国在印太地区加大对华制衡的若干重要动向。
林德赛·福特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政治安全事务主任
编译:吴天昊
过去70年，美国建立的盟国和伙伴国关系为其提供了战略、金融和行动上的优势，确保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但如今，美国在印太地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地区国家对美国的领导地位、可靠性及合作关系失去了信心与信任。美国能否有效参与印太地区的竞争取决于其是否有能力恢复这些合作关系的活力和生命力。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