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杜秦川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居民收入增速和消费增速持续放缓、投资增速下滑、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缓慢、民企融资渠道较窄、去杠杆与防风险任务紧迫、金融业国际竞争力不足等多方面风险挑战。综合来看，在多种问题和困难均面临多重约束下，推动股市走出既平稳又安全的“平安牛”，是缓解当前经济面临多重困局的重要着力点。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宏观层面上评价，较好的财政税收政策，它会落到微观千千万万的市场主体，力求让他们更好地发挥市场主体的功能，这个逻辑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考虑减税的理论原点——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充分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的活力能不能发挥，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减税，就是要服务于让这些市场主体的潜力尽可能发挥出来。
吴世存
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中国-东南亚南海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
近一段时间以来，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形势降温趋缓的基本面得以继续保持，并呈现一些可喜的积极发展态势。但从长远来看，未来南海形势发展既存在有利于和平稳定的积极因素，但也隐藏着不少令人担忧的消极因素。特别是随着南海规则制定和秩序构建逐步推进，区域内外国家在南海的权力和利益博弈日渐加剧，继续保持南海形势持续向好发展的挑战不容忽视。
翟东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研究方向: 中国对外经济关系、金融货币与汇率的政治经济学,著有《中国为什么有前途——对外经济关系及其战略潜能》
东亚地区得到美国的制造业外包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在东亚的霸主地位。由于价值链的原因，整个东亚地区经贸上高度相互依赖，但是在美国的离岸平衡之下政治和安全上却是高度分裂和紧张。东亚地区价值链的延伸带动中国大陆的快速工业化，中国的崛起又反过来重构了东亚生产网络的基本面貌和结构。未来，中国应承担地区领袖的角色，从经贸、货币、安全和文化认同等方面向整个地区提供公共产品，从而以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愿景来取代本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面貌。
陈征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政活动有三种合法化形式：功能与制度合法化、人事与组织合法化以及事务与内容合法化。行政活动的合法化水平是三种合法化形式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党政机关合并合署之后，维持新机关行政活动的合法化水平是我国宪法的要求。新机关应继续发挥宪法赋予的行政职能，在人事与组织以及事务与内容方面的合法化链应得以维护。
李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
6月底，在美国无人机被伊朗击落后，美国采用了不同寻常的报复手段。在特朗普总统授权下，美国网络部队对伊朗多个军事、情报机构展开了带有破坏目的的网络攻击。这是美国首次将网络攻击作为报复他国的政策工具。美国网络攻击的目的是损坏伊朗的武器装备和指挥系统，带有鲜明的破坏性意图。这些特点让这次攻击更像是一次经典的网络战争。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在可预见的未来，进口关税有可能保持稳定，既不会进一步提高，也不会回到过去的水平。贸易战的影响已经波及跨境投资领域。近年来，中国生产成本的上涨促使许多外国企业，甚至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业务转移到越南、泰国等成本较低的国家。贸易战正在加速这一进程。美国还迫切希望将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挤出全球价值链。中国应对金融制裁的前景同样不妙，而特朗普政府有可能更频繁地使用它。
孙兴杰
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朝核外交是半岛外交中的应急形式，难以成为推进半岛形势根本转变的方式。半岛形势高度复杂，仅靠朝美首脑互动难以形成外交网络。而中韩两国的创造性介入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中韩关系的持续发展是突破半岛冷战结构的关键因素。而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的访问，为中朝关系和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注入了新的活力。如果中美朝韩四方能够联动起来，半岛外交就有了持续的活力，在持续的互动中涌现出新的观念和方案。
金强一
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教授
河内朝美第二次首脑会谈无果而终，并不简单地是由会谈过程中的一些分歧而致，而是朝美战略选择的冲突，也暴露出相关国家在朝核问题上的政策分歧。6月30日金正恩与特朗普在板门店戏剧性会面，并没有消解这些分歧。朝美将会重启朝核问题的谈判，但能否打破僵局仍是未知数。朝美分歧产生于原则性和与国家根本利益相关的问题上，因此想达成双方都满意的结果是相当困难的。
于法稳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侯效敏
山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郝信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助理工程师
当前, 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是影响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两大因素。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总量大, 收集困难, 处理率低;生活垃圾的处理方式对经济条件存在依赖性以及明显的区域局限性, 特别是对广大山区、丘陵地区的适应性不足。在目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过程中, 存在着政策执行不到位、资金投入严重不足、技术空间适应性相对较差等突出问题。新时代要实现乡村生态宜居, 应当从强化顶层设计入手, 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划, 同时加大资金投入, 完善基础设施, 实现技术与模式的创新。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传统的“资本主义＋民主＋福利”模式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是成功的，至少较之其他制度更成功。但今天这一制度因为财富分配高度不均和社会高度分化，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现在看来，人们不会也不能够放弃这一制度，因为这一制度本身背后就是巨大的既得利益。由此看来，这一制度如何转型升级、如何创造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如何寻找转型升级的中介（例如政治家），就基本决定了西方世界的未来，即使不是整个世界的未来。
杨建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是不可以独立适用、更不可以随意套用的不确定法律概念。该要件的适用需要跟其他要件相结合，并且只有在进行过程性裁量判断的基础上才能完成合乎目的性的统制。结合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关于诚实守信的阐述，“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撤回或者变更行政决定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可以将这里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理解为广义上的公共利益，是在对各相关利益进行综合衡量判断基础上所确认和实现的公共利益。
杨华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乡村振兴与新农村建设有着本质区别。乡村振兴的基本单元应该定位在都市之外的县域范围, 包括县城、集镇与村庄的统一体。乡村振兴不是村庄振兴, 它本质上是县域的全面振兴。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的乡村振兴, 既能实现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同步发展, 又能协调基础建设与全面振兴的辩证关系, 还契合了农民渐进城镇化和半城镇化的特点, 能够在人与资源上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沈恒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第一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
我国制造业规模庞大、体系完备，但大而不强问题突出。尤其是传统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生产管理效率较低。在我国制造业低成本优势逐步减弱的背景下，必须着力提高产品品质和生产管理效率，重塑竞争优势，数字化转型正是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当前，需更好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解决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的难点问题，切实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金辉
高质量经济发展决定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而高水平金融开放有利于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更高水平的金融开放有助于提高国内经济效率和金融效率，也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强化国内外经济金融联系，提高国内企业和机构的风险管理水平和抗风险能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包容性，实现中国经济惠及更多国内和国际民众的目标。
刘世锦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必须回答的五个问题：第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成就依靠的是什么？第二，中国是要建设一个低标准、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还是要建设一个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的市场经济？第三，在建设高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面对诸多焦点和难点问题，是别人要我们改，还是我们自己主动要改？第四，是通过把中国特色和市场经济相互融合，增强我国的竞争优势，还是把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过渡性的、应被改掉的那些东西当成体制优势？第五，在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竞争中，中国只是当一个后来者，还是要走到前边当引领者？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