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张建新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特朗普政府在全球范围挑起了包括针对主要贸易伙伴的钢铝关税战和汽车关税战及对中国的全面贸易战。特朗普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美国经济长期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如果形势无法扭转，由于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和俄罗斯等国家纷纷对美国采取报复措施，尽管对特朗普的政治杀伤力有限，但美国将付出高昂的政治经济成本。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严重受损，为了规避高关税壁垒，制造业可能继续向海外转移，美国将损失大量就业岗位。
李友梅
上海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第一副院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代表作品有《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乡土文化转型》等
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中，市场机制在调节“秩序与活力”的关系平衡时，虽然激发了社会活力，推动了经济发展，但由于市场逻辑快速渗透于社会生活领域，又带出一些始料未及的诸如发展不均衡、社会不平等、民众生活预期不稳等新问题。而且这些新问题比以往更加复杂，对“秩序与活力”的平衡带来了更大挑战。因此，推进“社区服务”成为国家民政部当时的重要工作。
张华
广西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吴月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与经济纠纷相比，私营企业主更少选择跟管理部门打管理纠纷官司；当前拥有政治资本的企业家会更倾向于以组织内途径解决管理纠纷，而没有政治参与的“下海”官员更倾向于以个体途径及法律途径解决经济纠纷，甚至采取反抗的途径解决管理纠纷；在控制了企业规模和教育程度后，影响私营企业主运用法律途径解决经济纠纷的并非政治资本，而是主观认同和过去的经历。
胡凤乔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叶杰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政商关系的发展会受到时代背景、制度环境的影响，相关研究也会形成不同的学术话语体系。在新时代的呼唤下，政商关系产生了新内涵，政商关系研究也需要在反思的基础上引入新思路和新研究范式。目前，新型政商关系研究方兴未艾，研究者致力于围绕“如何理解政商关系”、“新型政商关系有何新意”以及“应该如何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等三大核心问题展开研究。
佘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
单大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副研究员
农村教育在教育事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经过70年的努力，农村教育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带动了教育水平和全民族素质的整体提升。面向未来，农村教育发展将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需求，推动农村教育迈向更高水平。具体的思路与建议包括：继续巩固提高农村教育普及水平；对农村教育实行补偿性政策；以更大的力度建设乡村教师队伍；解决好城镇化过程中的政策难点问题；推动农村教育多样化发展。
陈道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2019年我国经济运行较为复杂，面临大量的挑战。我国的经济管理从来都是在平衡发展、改革和稳定中采取多维度的政策组合，宏观调控政策只是众多政策组合中的一类。宏观调控政策既需要在经济管理的框架中统筹把握，也需要根据我国的国情做好政策间的配合和协调。
王永钦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金融是一种国家能力。如果国家的制度，尤其是法律，较为完备的话，金融体系就通过层层抵押，运用杠杆，低成本地撬动其他国家的资源。但如果法律制度不健全，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就会受影响。中国应该不失时机地抓住历史机遇，健全法治体系（目前在上海试点的金融法院就是很好的开端），为金融体系的完善奠定制度基础。
杜明军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我国目前环境污染规模、程度及与国际的巨大差距，在相当大程度上表明区域污染防治制度体系的实施效率、效果与构建设计初衷、社会期许存在差距。特别是公众感受到的与公布的环境质量数据仍有差距，反映了环境污染的顽固性与治理的长期性，隐含着污染防治的内在复杂性，污染防治手段的单一化作用无法适应生态环保形势的动态性变化。因此，急需提升污染防治制度体系的系统性、综合性，加强系列配套建设。
董登新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教授
经统计发现，科创板IPO市盈率明显超过了同行业平均市盈率。除高股价和高市盈率之外，科创板IPO也出现了超募现象。为此，有个别媒体及少数股评人士认为，科创板出现“新股三高”现象是极不正常的，他们建议并要求监管层出面干预、实施必要的行政管制。实际上，这样的观点、这样的建议，是十分危险、有害的，它会直接扼杀科创板和注册制，并扭曲科创板设立及注册制试点的初衷，甚至有可能将科创板变成第二个创业板或主板。
王业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土地经济与不动产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中部地区已经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仍然面临着区域经济一体化挑战、内陆经济开放性不足、现代农业基地产业升级压力、生态文明建设与传统发展理念相冲突等挑战。中部各省应立足省情、抢抓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调整给中部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坚定不移地推进中部绿色崛起。
盛朝迅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研究员
纵观世界近现代经济发展史，工业化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建成了体系完整、产能巨大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功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深度工业化，推动我国工业化向更高水平迈进，是新时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抓手。
吕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研究员、国家制造强国咨询委员会专家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造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我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有高质量的制造业作为支撑。创新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必须把创新摆在制造业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效益。
单晓光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教授、博导、院长
设立知识产权制度的初衷和根本目的是为了激励对创新的投入，推动创新的应用传播，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获得知识产权法独占性权利保护的创新是创新发展的增量，更是各国科技与经济竞争力的核心资源。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是创新最为活跃的领域，它的经济贡献是日益认可的表征知识产权经济贡献的重要指标。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与时俱进地优化知识产权的保护、应用转播机制，是提高知识产权经济贡献的时代任务，亦是我们不断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社会福祉的共同担当。
王曙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中国发展战略。主要著作有《经济转型中的金融制度演进》《中国论衡——系统动态平衡理论与新十大关系》《中国方略——经济金融变局与秩序重建》《产权、治理与国有企业改革》等
要在竞争中性原则下深入推进金融发展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需同时贯彻金融供给主体和金融需求主体意义上的竞争中性原则：在金融供给主体层面对中外资金融机构和国有民营金融机构以及各类规模的金融机构一视同仁，同时高度关注国家金融安全，对小微金融机构实施公平透明的扶持政策；在金融需求主体层面要高度重视对民营经济尤其是民营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消除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同时要继续在市场化原则下加强对国有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
柳佩莹
吉林大学法学院
基于集体产权制度的特殊性，在设计农村集体资产股份的有偿退出方式时，需要考虑农村集体组织与集体股份的特殊性，不可直接套用公司法中的股份退出方式。完善农村集体资产股份的有偿退出，需要在分析股份设置的基础上，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使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兼具稳定与活力，成为能够充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型经济模式。
乐燕子
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李海金
中国地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村民原子化、村庄空心化、乡村过疏化等治理难题日益凸显，农村发展活力不足和可持续性不强等问题不断显现，亟须探寻应对策略和方案。日本在二战后也面临过类似的问题，各级政府通过多种方式和多元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农村过疏化的发展速度，开拓了乡村发展和治理改善的新空间。这些做法和经验对我国当前的乡村振兴具有较大的启示和借鉴。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