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周天勇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我们城乡的住宅，向着几十层高楼单一化的方向奔跑，若不紧急刹车，十几亿人口很可能都会上几十层住宅高楼居住，这对一个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文明和安全等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从人口学家们对生育和环境的研究发现，一个国家人们越是居住在乡村和小镇上的低矮宅院中，生育率越高；越是居住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楼宇中，生育率越低。如果连小城市、小城镇和乡村的居住也普遍高楼化，数百年后中华民族还会存在吗？
徐显明
山东大学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中日之间的GDP总量比较，在2010年，中国GDP第一次超过日本的时候，日本举国震惊，右倾势力就是从中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开始大肆泛滥的。但当我们的GDP总量是日本2倍以上的时候，日本彻底绝望了，知道在亚洲今后再也无法超过中国了，所以它的心态开始转向平和。因此，中日的关系出现了回缓。当中国的GDP总量超过美国2倍左右的时候，美国人的心态会不会变得平和起来？会不会接受“世界第二”的现实？
蔡继明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1986年颁布的《土地管理法》用规划和用途管制完全取代了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作用，虽然经过40年改革开放，我国的资源配置方式已经逐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而《土地管理法》历经1988年、1998年和2004年三次修正，直至目前正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土地管理法》第四次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仍然保留着浓厚的计划和行政配置土地资源的色彩，如果不对现行法（及其第四次修正案草案的若干条款）做根本性修改，则不仅前期试点前功尽弃，而且将极大地延误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进程，进而影响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顺利实施。
董登新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教授
对创新企业的支持和包容，正是科创板最大的特色和历史使命。面对大众质疑，既要淡定，也要主动引导，适时对标NASDAQ进一步完善规则，保持改革定力、坚定前行，切莫左右摇摆。不过，包容是有前提的，也是有代价的。科创板包容的前提，就是对发行人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更严厉、更严苛，让犯罪成本更高；科创板包容的代价，就是其退市制度更高效、更有威慑力，让退市更容易。
李华胤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农村家庭养老中家国责任边界的划分，并非双方简单的责任界定。家庭除具有提高养老的责任意识、遵从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外，还具有对老人的经济供养、生活照顾以及精神慰藉的责任。政府的责任在于发挥元治理角色，明确家国责任的边界，完善农村养老的制度设计、法律上惩戒、政策上支持以及文化上倡导等。
王雅军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张波
重庆社会科学院
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验表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始终是农业农村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以“三权分置”为代表的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正在逐步破除土地制度对农村生产力的限制。但农地“三权分置”不是终点，还应该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新的土地政策，不断推进以“农民职业化”为取向的土地制度改革。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很多人担心，今天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如果不断升级，是否会导向另一类战争，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这种担忧不仅合理，而且也是必要的。人们可以把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视为是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的结果。两个互不交往的国家不会发展出任何经济关联，也无所谓贸易冲突。两国之间的经贸交往越深，冲突就越容易发生，负面影响也越大。历史地看，经济的区域化和全球化的确给参与国家带来巨大的好处，但也不断地导向冲突甚至战争。
国研网宏观经济研究部
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经贸投资合作成效明显，贸易和投资合作不断扩大，形成了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截止到2018年底，中国已累计与122个国家，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70份政府间合作文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第五年，有一大批项目陆续签约或开工，一批综合效益好、带动作用大的项目完成建设，用实力回应了国际社会上的一些疑虑和误解。而新开工的项目中，民生、文化领域项目占据越来越大的比例，为当地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
孙计领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快速增长。然而有学者研究发现，尽管中国经济社会取得很大进步，但国民幸福水平呈现下降态势，称为“中国谜题”。收入差距扩大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感。但在实证研究中，并未发现收入差距一定是降低中国居民幸福感的根源。通过相关问题的梳理发现，由于现实中收入分布（结构）及演变过程的多态性与人们认知工具手段的有限性，收入差距严重与否，取决于人们对收入差距的价值判断。
夏磊
恒大研究院副院长、房地产行业首席研究员
建设国际一流的宜居大都市和美丽乡村，是高质量城市化的发展目标。英国作为最早完成城市化的国家之一，既建成了国际宜居大都市，也有力地保护了美丽乡村。伦敦既是英国的政治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也拥有海德公园等8座国际闻名的皇家公园，宜居宜业宜游；而乡村在绿带的保护下，完好保留了大量城堡式建筑、庄园和传统民居，百年老宅的比例高达28%，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英国如何建成国际宜居大都市和美丽乡村？
鲁政委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两轨并一轨”可能在近期加快推进，且首先从完善贷款利率的传导机制入手，其具体路径可能是在保留现有的贷款基础利率（LPR）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培育其市场化报价机制，让LPR“动起来”，引导LPR与货币市场利率加强联动，下一步可能不再公布贷款基准利率。
汪波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主任
伴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城市群区域呈现出由点到线、成面的“点—线—面”发展轨迹。随着东部发展空间趋于饱和，经济活动逐渐由沿海向中部与西部扩展，从而形成中国从南至北、从东到西的阶梯式发展态势，有助于缓解“胡焕庸线之困”。城市群区域已成为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与信息的中枢，当代中国区域一体化治理在实践上体现出：契约化治理—半结构化治理—区域大都市政府的发展轨迹。
范建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城镇职工参加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是我国现阶段养老制度的主要矛盾。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存在差异，历史养老负担轻重不均，加上真正实现省级统筹的时间较短，结果导致我国各地区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状况苦乐不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战略选择”课题组
执笔:宋紫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第三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著有《要素成本上涨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及相关政策研究》《中国中长期能源发展战略研究》 等
全球化既是一种状态，更是一个过程。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变化调整是全球化的重要表现。总的看，影响未来全球产业分工格局走势的因素中，新技术的创新发展和扩散应用都处在加速期；竞争博弈主要集中在发达经济体和个别发展中经济体，后发经济体成长空间有限；发达经济体的竞争优势很可能会强化；国别经济的重要性很可能会提高。
王章基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生
在国家全面推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振兴的四种基本模式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存在条件不具备和模式不适用的问题。而乡村振兴的村寨模式则是以民族特色自然村寨为振兴单元，以历史、自然、文化传统为振兴资源，实行在振兴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传承，一村一特点，一寨一特色，走绿色发展的乡村发展模式。
方帅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发现，贫困治理中的冲突可概括为两类，分别为主体间冲突和项目制冲突，而导致精准扶贫陷入两类冲突的重要原因是结构性要素的失衡。具体而言，贫困治理中的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制度结构的非稳定性、利益结构的非均衡性、治理结构的非对称性和资源结构的非对等性。在当前精准脱贫的决胜攻坚阶段，应注重从村庄治理入手，通过结构性调适建立起相对均衡的体制机制，进而化解贫困治理中的冲突与矛盾，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