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吕德文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存在一定的顽固性。基层干部反映比较多的是，基层工作中出现了“脱实向虚”的问题。在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要继续增强国家监督能力，同时可以适当给基层放权；辩证对待治理技术，技术治理应服务于基层自主性。随着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产生的根源会逐步消失。
郑春勇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系副主任
对口支援可以看作是政府之间的礼物馈赠和交换行为。从初始馈赠过程和结构来看，对口支援是一种单向“政治馈赠”，但在支援方与受援方的产业合作大量出现之后，就变成了双方的“礼物交换”。这种转变，会产生许多积极影响，同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可以考虑在一定范围内打破结对关系和行政区划的限制，在尊重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加强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建立合理的政府间共建共享机制，避免恶性竞争和府际利益冲突。
胡跃高
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国乡村振兴主要有五项任务，分别是食品安全、粮食安全、乡村社会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及国际农业安全任务。其中食品安全是排在第一位的战略任务。我们必须明确目标，集中力量，打赢食品安全保卫战，才能迎接其他建设任务。这要求我们将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当作一项系统工程来看待，自上而下建立国家食品安全工程建设组织体系，建立村社合一的有机生产合作社与城社合一的有机消费合作社，注意农业安全五项工程任务分兵布阵，激活农业科学技术与乡村教育体系。
谢剑南
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古巴导弹危机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是，国家间特别是大国间的极限对抗没有出路，极限博弈危险重重，极限施压后果难料，让对方对自己恐惧意味着反过来会使自己陷入不安全境地，双方都难以摆脱“安全困境”的现实逻辑。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大势的今天，遵循联合国宪章与宗旨精神，建构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解决国家间利益纠纷与冲突的最佳方案，也是人类共同走向自由、民主、文明、进步、繁荣的必由之路。
叶海林
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中心秘书长
未来的中印关系发展， 双方都需要摆正心态， 对于中国来说， 要戒除急躁心理；而对于印度来说， 也要看到长期与中国博弈， 甚至在每件事上试图以压迫性方式向中国主张合理或不合理的权益最终并不会有利于印度。尽管中国的主要方向不是印度，但也绝不意味着中国会无底线地让印度不断地进行战略透支， 不断地利用中国现在不以印度为主要对手的心理向中国提出一些过分要求。
陈诗一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朝良
复旦大学
冯博
复旦大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化率已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7年的58.5%。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快速城市化的问题，整个城市体系发展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资本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在依靠投资拉动经济的中国，在地区与城市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城市资本配置也会显著影响城市体系与居民福利。
吕炜
东北财经大学校长、东北财经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既是总结国家建设一般历史经验得出的重要认识，更是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要求。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应重点围绕财政对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充分发挥其在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等方面的基本功能，不断提高财政运行的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水平，逐步形成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求相匹配的财政体系、制度能力和总体效果。
银温泉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目前，东北地区国企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有必要在东北地区设立国企改革试验区，允许地方大胆探索，中央给予配套政策支持。国企改革试验区的建立有助于推动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使国企以改革推动转型、探索混合所有制改革方向和关键环节、强化公司治理机制改革、解决企业历史负担，同时合理界定政府在国有资本管理中的定位。建立国企改革试验区既要小心谨慎，又要大胆突破；既要加快推进，又要循序渐进；既要加强顶层设计，又要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
许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由于大力度推动减税和去管制，再加上相对有力的国际经济周期，特朗普执政两年多以来，劳动力市场状况较奥巴马执政时期有了进一步改观。但进入2019年，由于减税效应逐步衰减、国际经济周期回落以及贸易摩擦加大了商业活动的不确定性，就业增长步伐正在放慢。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在当前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经济全球化面对严峻挑战的大背景下，“加快探索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进程”是彰显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决心、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大举措。而海南以服务贸易为主导，符合全球自由贸易发展大趋势，符合我国形成对外开放新高地的战略安排，符合海南自身发展定位。为此，要加快以医疗、教育、文化、金融、电信等为重点的服务业全面开放进程。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中小微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最广泛的参与主体，实际上多年来政府一直在金融领域想各种办法，努力改善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可以说，小微企业信贷政策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但有些银行为了达到监管要求采取了很多“应对”手段，比如“灵活”定义小微企业。而对行政要求的取消收费，银行要么对收费采取改头换面的做法，要么干脆就不贷了。建议国家对小微企业信贷政策组织系统性的独立评估，评估一下自2018年年中以来，政府所采取的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政策有没有真正达到预期的目的。
石之瑜
台湾“国立”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著有《社会科学方法新论》《后现代的政治知识》《政治学的知识脉络》等中文专著50余本,英文专著11本,诗集两册,中英文期刊论文数百篇
林广挺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中国大陆暨两岸关系家学研究中心主任助理
汤名晖
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生
从秩序与自由的相互关系来看，“天下”可以分为“共(公共性的)天下”与“各(霸权的)天下”。若行为者经由相互同意的角色关系接受彼此，免于规则的监督或干预，则是“共天下”。在此情境下，行为者是高度自律甚至是让利的。相反，若行为者建立了以规则为内涵的治理体系，必须行使监测或干预，则秩序与自由之间的关系成反比所实践的因而是“各天下”。中国的软实力不应是单边垄断的力量，而是双方都能够通过让步与耐性，使对方愿意将中国关心的议程成为双边交往时的重要议题。因此，天下体系之中可以建立一个不完全以权力为核心世界秩序。
谈婕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赵志荣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汉弗瑞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由于中国PPP主要使用政府付费和可行性缺口补助的回报方式，政府还承担相当部分的运营风险。中国PPP适用范围最广，实质上是基础设施建设的一种替代性融资手段。然而，这一目的很难实现，因为政府难以吸引私有资本参与项目。不仅如此，PPP还可能推高隐性债务的风险。目前，PPP的发展正逐渐趋于理性化。中央政府严格控制PPP的融资风险，而地方政府正积极推进PPP的管理创新。
张孝德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
以搞城市经济的思维和方式搞乡村产业，必然会使乡村特有的财富价值不能被认识。从生活经济学看乡村，乡村产业发展最具有竞争力和吸引力的是乡村特有的乡土生活方式。乡村是一个以低成本满足正在兴起的生态消费、文化消费、养生消费的好地方。乡村具有城市不具备的乡土文化、可再生资源、自然资本、社会资本等四大禀赋资源，这是乡村生活方式的独特价值和魅力所在。经营乡村生活这种特殊产品，最优的商业模式，不是乡村酒店，也不是人造的田园综合体，而是农民创造的农家乐。
朱启超
国防科技大学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研究所所长、国防科技战略研究智库研究员
朱博顺
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学院学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争夺全球霸权，美苏展开了长达40余年的冷战。为了赢得冷战，美国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严格的出口管制及高新技术转让限制政策，处心积虑挥舞科技遏制大棒，其在当时的所作所为对现今我们观察、研判美国对中国正在展开的科技围堵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意义。
赵鸣文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俄罗斯综合国力的变化，经历了一个从苏联解体陡然衰弱，再到普京时代逐渐恢复、不断增强的发展过程。经过 20 余年的励精图治，迄今，俄罗斯在许多方面仍无法与美国等一流发达国家比肩。但不可否认的是，在21 世纪第一个10年连续多年保持 7%左右的经济增速支撑下，俄罗斯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其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大大增强，重新成为维系国际战略平衡与稳定的关键因素和国际舞台上不可或缺的重要政治力量。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