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侯志阳
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研究表明，基层“放管服”改革力度非常有限，并未引起乡镇政府公共服务履职的实质变化。公共服务在乡镇政府履职中处于弱势的根源既包括目标责任考核、财政体制等结构性因素，也包括乡镇政府的自利性因素。应以“放管服”改革为抓手，推动乡镇政府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在简政放权方面，厘清县、乡镇、村的权责关系以及乡镇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在放管结合方面，乡镇政府要做好对企业、社会组织的监管工作；在优化服务方面，创新乡镇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方式。
余凯思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汉学系教授兼副校长，2009年费正清东亚历史研究奖获得者
我们应参考习俗制度的演变与发展来考察中国的现代性，以解释中国社会过去做出的选择、以及今天面对的选择。这将揭示中国社会如何利用历史性符号和制度性资源来实现一系列当代目的，包括制度实践与目标设定。中国人至今习惯在中国自身的历史话语体系中进行思考，并以长远眼光构筑世界。根据自身历史经验，他们树立了中国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
冯丹萌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陈洁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脱贫摘帽是我国贫困地区走出的坚实第一步，但并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如何实现脱贫后稳定发展，进而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是现阶段刻不容缓的新任务。贫困县脱贫摘帽后，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原有扶贫政策保持不变，支持力度不减，留出缓冲期，确保实现稳定脱贫不返贫。对于实施效果好且有助于脱贫地区长期发展的政策要进一步常态化、制度化，尤其是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相关政策。还要增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三个衔接，即战略规划的衔接、资金的衔接、工作机制的衔接。
朱锋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当前，存在着影响“大变局”的两个最重要因素：一是“发展范式转变”；二是新工业革命究竟需要多久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走人千家万户，并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过去400年人类历史的进程来看，这两个因素以及由这两个因素所导致的国家战略选择和国内治理机制变革，是近现代历史上多次发生“世纪之变”背后最重要的因素。
姚洋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为什么从2018年起大家感觉经济形势非常紧张，2019年好像更严峻？我的看法是去杠杆太猛、太快、太严厉。去杠杆的初衷和方向正确，目标也正确，但做得太快、太猛，金融机构没有任何调整的时间。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切断了银行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非常重要的通道，二是金融机构失去了组合风险的能力。结果就是整个经济体系的流动性紧张。可以看到，去杠杆受到影响最大的是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从长期来看，我对中国经济仍然有信心。
黄寰
成都理工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研究员
长江下游城市仍保持领先，同时中游上游城市发展趋势变快，但需要注意发展方向，走出自己的道路而非重复下游城市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从综合竞争力来说，长江流域经济带极大地带动了流域城市的发展，尤其是上游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从各主成分（综合因子）得分来说，长江中下游城市发展的趋势更为健康，上游城市需要更加重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
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课题组
2019年11月份，“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6.1，与上月持平，小微企业运行平稳。从各分项指标指数来看，呈现“三升五降”态势。其中，市场指数为43.3，上升0.1个点；采购指数为45.6，上升0.2个点；绩效指数为45.7，上升0.1个点；扩张指数为45.1，下降0.1个点；信心指数为48.9，下降0.3个点；融资指数为48.8，下降0.1个点；风险指数为52.4，下降0.2个点；成本指数为59.5，下降0.1个点。
郭于玮
兴业研究分析师
鲁政委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12月的政治局会议突出强调了2020年经济工作的两大主线： 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和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会议提出了“三个导向”： “坚持 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 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运用好逆周期调节工具。” “三个导向”的提出意味着2020年逆周期政策的实施将精准对标实现全面小康和三大攻坚战的具体要求，确保稳增长与三大攻坚目标圆满完成。
许保利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
国有企业改革旨在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企业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安排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它的实践体现的国有企业治理和管理水平则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组成部分。国有企业改革制度建设推进的时间节点需要同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阶段性目标的时间节点相适应。
高国力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
刘保奎
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十三五”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发生了诸多阶段性新变化，需要在研判制定“十四五”时期城镇化思路和政策时予以重视。即将到来的“十四五”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国新型城镇化呈现出新的特征和趋势，进一步调整优化空间布局意义重大。综合分析，即将到来的“十四五”时期，我国新型城镇化空间布局将呈现“四化”互动趋势。一是空间布局形态多元化，二是空间布局结构协同化，三是空间布局动力升级化，四是空间布局约束刚性化。
李善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当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城市化速度都会有所降低。我国正在步入城市化发展减速阶段，过去我国城市化发展速度每年都在一个百分点以上，现在城市化发展速度在逐年减速。“十一五”时期全国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39个百分点，“十二五”时期平均每年提高1.21个百分点，2016年和2017年全国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24和1.17个百分点。中国还有将近20年的城市化发展空间，但这个快速发展是一个减速的推进。全面提高城市化的质量将是未来我国城市化的一种新常态。
文小才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
政府消费支出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的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主要包括教育支出、文化科技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和政府自身消费支出等。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2017年，中国最终消费率达到了53.6%，其中，政府消费占社会最终消费规模的27.02%，政府消费对社会最终消费规模扩大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对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背景下，研究中国政府消费支出及其政策取向具有重要意义。
王瓒玮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举目亚洲，日本的工业与城市发展阶段均先于我国，对日本城市的个案观察与分析将对我们思考如何应对城市收缩不无裨益。从“紧凑城市”到“SDGs未来城市”，日本富山市经历了由地方自寻方向到以政府政策引领推进改革的变化过程。与此同时，城市也不断在地域社会、国家政策与世界潮流的多重视视角中追寻符合自身发展特性的合理支点。
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多边贸易体制改革是现阶段全球经济治理架构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果说去年各方注重讨论WTO改革原则方针并就其必要性达成共识，今年则主要围绕若干议题更为具体地展开。从改革过程概况看，美国率先出牌，中国系统表态，发展中国家频频发声。从具体内容看，电商规则谈判异军突起，发展中国家“S&DT”争议激烈，履行通告义务改革初步破题，上诉机构改革僵持难解。
李湛
中山证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
邹欣
中山证券宏观研究员
在中美贸易摩擦冲击下，中国的贸易结构不得不被迫主动作出调整，既有政策层面的因素，也有企业自发调整的影响。政策层面，政府主要是通过提升贸易便利化和自由化程度稳定进出口增速、表明对外开放立场稳定投资者信心以及推进区域贸易合作和人民币互换协议促进产业链融合。企业层面，我们用纺织服装品出口作为案例进行分析，发现企业正在加速低端产业的外迁，但东南亚国家在短期内想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还是非常困难。不过，如果中国应对不恰当，中美一定程度的贸易脱钩有可能发生。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研究发现，在人口众多的特大超大城市造高楼，提高人口密度，反而能够缓解拥堵，原因恰恰在于，人口密度的提高其实减少了服务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不仅如此，高人口密度还可以提高公共交通的利用率，减少人们对于私家车的依赖。而如果疏散中心城区的人口会则会造成两个分离，一是人口与服务消费（包括公共服务）之间的分离，第二是职住分离，也就是人们的居住转到了郊区，而上班则集中在市中心，通勤距离更加远。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