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周天勇
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中最为关键的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解开8亿农村户籍人口收入水平低、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与出口潮退后工业品产能过剩11万亿元这一僵局；二是避免未来刺激增长而发行大量货币，但没有有效资产平衡，跌入金融体系及其国民经济危机的险局。而土地制度改革和调水扩土可以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吸收货币。研究显示，城乡土地体制改革释放的增长潜能，占到改革总潜能的70%或80%，农村土地体制的改革释放的潜能又占到改革总释放增长潜能的60%或70%。
盛松成
中国人民银行参事，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
我国经济已达阶段底部区间。预计今年全年我国GDP同比增速将不低于6.1%，甚至略高；按照目前的经济运行和政策措施，正常情况下，明年经济不会跌破6%，甚至略高。所以保“6”与否的问题可能并不存在。重要的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提高全社会积极性，提升长期潜在生产率。
杨伟民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
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开始实施，2017年见到成效，经济增长6.8%，比2016年提高0.1个百分点，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稳定经济增长是有效的。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新闻稿中7次提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年是3处。为什么讲这么多，因为有一个基本判断，目前是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后两个问题都要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不是靠逆周期的财政、货币政策能解决的。
沈建光
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当前应如何看待2020年经济形势？未来的政策目标又应当如何把控？在笔者看来，数据短期波动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企稳的依据，外部不确定性依然是2020年增长前景的主要影响因素，总体下行仍是大概率事件；而逆风前行之中，更需要把握好短期稳增长与长期防风险、促改革之间的关系，尤其要避免以短期强刺激“保6”的做法。
张原峰
电子行业资深人士
在装备和材料领域的行业发展政策要有取有舍。舍的是：不要盲目强调自主，也不能进行产业环节的全面布局，因为即便是美国、日本也没有实现在所有装备、材料领域的拥有全面优势和技术垄断。取的是，组织国内资源，重点突破一两个领域形成核心竞争力，优先拥有一两个关键产业环节的突出能力，与国外形成互有所需的格局，反而由于供需链条的绑定而更为安全。
李曜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干部政绩考核工作逐步从注重实绩的GDP导向，向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导向转变；从领导班子和干部年度考核，向目标责任考核、绩效考核、任职考察、换届考察等系统性考核转变，考核的科学性和精细化程度不断加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干部政绩考核工作亟须适应新阶段发展需要，立足实际、面向未来，引导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加快转变发展理念、改进工作方式、强化政治担当、提高治理能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行政动力支撑。
邓曦泽
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类文明是一个结构,它由人性、制度与技术三个要素构成。由于技术对人性具有放大作用,且古今人性(包括被制度改变而叠加了的人性)的善恶改变并不大,因而现代技术的飞速进步可能导致恶力毁灭人类。这意味着,人类文明的基本矛盾日益由人与人的矛盾转型为人与技术的矛盾。与人类以往面对危机能找到更优解决方案不同,当代人类已经陷入了囚徒困境,人类文明的结构性冲突完全没有看到解决的可能。要想化解该矛盾,就需要设计超越现代价值的更优价值及解决方案。
公丕祥
曾任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在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与法治发展具有自身独特的历史品格，是一个交织着正规化与非正规化的双重治理机理的运动过程，其深刻地反映了来自国家规则与制度的正规化机制与渊源于乡土社会法则或法理的非正规化机制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因之，乡村社会治理与法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广泛存在于乡土社会之中的村落共同体及其乡村自治程序之构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乡村自治与乡村社会治理秩序的运动变化经过了极不平凡的历程，对中国的法治发展及其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贾庆国
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美人文交流基地主任
面对5G挑战，美国不少人主张与中国经济上脱钩。逻辑大概如下：5G时代很可能是万物相连和极速的时代，“万物相连”意味着很多物件，像微波炉、洗衣机、电冰箱甚至台灯都将装有芯片，都可能被用来收集信息和实施网络攻击。“极速”意味着5G速度更快，这使得防范信息窃取和网络攻击的困难大幅增加，甚至成为不可能。这样，一个国家如果想要确保安全的话，可能就需要与竞争对手在经贸上脱钩。因为5G为代表的高科技存在安全风险，所以就需要与竞争对手经济上脱钩，这种说法是经不住认真推敲的。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新民族主义应当以儒学为中心。为了使儒家思想与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相容相洽，两者都须经重新阐释。儒家民族主义并不是对传统儒教的简单回归，它是兼容并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政府政绩等其他元素后的产物。但儒学对所有这些元素的整合作用却不可或缺，并与它们共同创建出一种新的、有效的民族主义。
熊樟林
东南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重大行政程序暂行条例》中规定的目录制度发端于地方，目前存有性质不清、权限分散、标准模糊的问题，因此需要对其予以规范化布置。首先应当将目录界定为行政规范性文件，并以此为基础，从制定《重大行政决策目录管理办法》入手，为制定目录出具总则化规范，提供包括公众参与、说明理由在内的程序性规范、以及明确目录制定主体的实体性规范。其次，应当以《行政诉讼法》第53条为依据，允许行政相对人以目录为对象提起附带性审查，从而督促目录制定者扩大目录容量，提高重大行政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刘陈杰
莫干山研究院副院长 望正资本全球宏观对冲基金董事长
2020年将是经济变局更为深刻的一年，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能否提升，房地产金融投机属性能否降低、科技创新能否持续增强，更为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民粹主义抬升势头能否缓解，都将考验着未来的我们。经济变局之下，我们认为中国未来的科技创新、医疗健康、日用消费等结构性机会较为显著。在激烈的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历史的趋势无法阻挡，中国的科技进步和消费升级方向也将大势所趋。
朱敏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高级经济师
长期以来，我国能源供应和能源需求呈逆向分布，这就不可避免造成能源的大容量、远距离输送，如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北煤南运，不仅投资高昂，而且造成能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不仅如此，由于我国电力体制改革滞后，部分电力外送基地持续性堪忧，未来东部地区能源保障存在一定风险。而西北部地区电力供需宽松，新能源消纳问题较为突出。因此，未来应将东部地区作为新能源发展的重点区域，进一步提高东部地区能源自给率，适当控制西北部地区新能源开发规模，优化我国能源供需格局，积极推进能源转型。
陆伯彬
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美中两国之间的权力转移正走向一个关键的节点。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和在东亚地区的海军实力正迅速提升,已挑战了东亚安全秩序和长期以来美国|在此布局已久的区域安全利益。随着美中海上力量差距的不断缩小,保持地区稳定、维护大国和平的挑战也将愈发严峻。在这样瞬息万变的战略环境之中,尤需美中两国构建稳健且明智的领导团队。
钟正生
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张璐
中美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美方将履行分阶段取消对华产品加征关税的相关承诺。中美第一阶段协议或将产生以下影响：一是制造业投资有望企稳回升，二是通胀压力有望缓和，三是人民币汇率有望回到6.9一线。当然，还需清醒地看到，第一阶段中美经贸协议可能已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下一阶段谈判难度必将倍增。因此，中美谈判仍将是左右2020年市场的最大主线，即便经济形势缓和，修复信号增多，国内逆周期调节政策也不宜遽然生变，结构性改革推进仍应重点扎实推进，为后续变数预留空间。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雪锋（中国人民大学）
财产权和乡村内部治权是乡村秩序的基础，宅基地产权和治理规则是乡村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内容。建国以来宅基地制度演进的基本逻辑是以保障居住功能弱化财产权利、为了耕地保护削弱乡村内部治权，从而国家公权支撑的“管制”权不断强化。“强管制，弱产权”的宅基地制度安排导致管制无效和产权无效。国家主导的宅基地制度改革顶层设计朝着强化管制、有限开放产权的方向进行，地区试点的制度创新明显朝向寻求有效治理和显化财产权利。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