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刘尚希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当前，我国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从追求高速度增长转向追求高质量发展，涉及各领域和各个方面的改革创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的高质量发展，同样需要不断创新。我国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是从国外的PPP模式引进来，经过不断消化、吸收和创新，近年来得到了广泛运用。针对实践中的许多创新，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和提炼，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政社合作模式，完成从进口到出口，从引进、消化、吸收到输出，形成有国际影响力和引领力的标准体系。
张锋
上海行政学院上海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农村协商治理是一种基于过程、程序、合作、参与、认同为特征的新型乡村治理机制，具有农民利益的制度性整合、功能性整合和认同性整合的多维功能。针对我国农村社区协商治理面临协商治理理念偏差，协商治理的主体结构不优、能力不强，协商治理的内容结构性失衡，协商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程度不高，协商治理与乡村治理制度的融合、衔接、联动不够等问题，要系统建构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党建引领机制、多元参与机制、规范化保障机制、法治化支撑机制、衔接联动机制，更好地发挥农村社区协商治理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安刚
清华大学国际战略与安全中心研究员
已进入“后接触时代”的中美关系日益被各种因素裹挟进战略竞争的峡谷，竞争在传统和新兴两个层面同时进行，加剧了形势的复杂性和严峻性。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时代正在到来，任何一个大国都需要意识到，单凭一己之力是无法主导这个时代的。而且，将来的治理就算再敏捷，也未必跟得上机器自我学习和进化的步伐。需要对未来有足够的敬畏，不仅要掌握竞争和博弈的常识，也要学习克制和管理的经验。
刘建丽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我国在一系列外部约束下对利用外资进行过积极的探索，积累了成败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领域不断拓展，层次不断提升，利用外资规模快速增长，利用外资方式不断创新，引进和利用外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从政策导向和投资流量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资的历程可以分为规模导向阶段、效率导向阶段和高质量发展阶段。70年来，外资通过补缺与启动效应、增长拉动效应、竞争效应、技术溢出效应等机制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范恒山
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改委原副秘书长
十八大以来，随着党的建设的整体强化，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化，乡镇治理状况也得到明显改善，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治理能力显著增强。总体上正在朝好的方向发展变化。但面对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城乡一体联动日益深入、城市集聚效应不断增强的社会环境，受制于相关体制与利益关系，坚强有力的乡镇治理体系仍然没有真正形成。尽管一些地区乡镇政权的治理能力堪称高超、令人赞叹，但整体上看仍然显得比较薄弱，难以承担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任。
王孝松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
CPTPP虽然较TPP的标准有所降低，但仍为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加入CPTPP仍然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从短期来看，中国未加入CPTPP对我国经贸发展的影响有限，但从长期看，国际贸易规则的改写、CPTPP的贸易创造效应、投资带动的贸易竞争优势等，都会对我国产生影响。所以，从长期来看，中国应努力通过调整与改革，尽早加入CPTPP。
代志新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企业债券违约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下行和去杠杆多重政策的叠加效应，以及违约和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信任缺失。对于企业债务违约应该客观看待，一分为二，企业债务违约是符合市场规律的，有其有利的一面，可以倒逼企业完善风险控制，提高核心竞争力，起到优胜劣汰的作用。但是如果发生大规模的群体性违约对社会经济运行危害很大，需要引起警惕。
韩玉祥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村干部的“能力恐慌”话语是为了请求上级找寻更为专业的服务主体，并顺手推锅给社工机构，其“无能话语”其实是甩锅的前奏。但村干部话语式甩锅的源头却在形式主义的活动。基层形式主义形成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工作内容不切实际引发的形式主义，另一种是工作方式、方法不切实际引发的形式主义。上级政府的不切实际与精细化的管理相结合时，基层形式主义的产生的必然的，最终的解决之道在于真正把基层工作做扎实、沉下去。
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
王宇哲
工银国际资深经济学家
在大国博弈向金融、科技、治理领域扩散的背景下，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的达成意味着双边分歧在经贸领域的降维处理，这一方面将边际上缓释中国经济面临的短期外部冲击，另一方面有利于在全球价值链重塑的大背景下通过深化结构性改革获取长期制度收益。展望未来，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换过程中保持战略定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大力推动科技创新，是从根本上化解贸易摩擦、实现内生增长的必由之路。
吕江林
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我国当前国情下，度量住房市场泡沫水平的直接、准确指标是房价收入比。当前我国城市居民理论上能承受的房价收入比的合理上限不应超过7倍。根据权威统计数据，可以计算出近年来和当前我国35 个主要大中城市的房价收入比，运用住房房价收入比合理上限的标准来度量，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城市住房市场泡沫十分显著、部分一线城市泡沫惊人、蕴含巨大金融风险。
李国刚
国际法协会国际贸易法顾问
余智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协议防止了中美贸易战的继续扩大对双方与世界经济的不利影响，为下一阶段谈判创造了良好氛围，对此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但对其结果的乐观评估应该谨慎，不应过分夸大。我们既要看到这份协议的临时性、偶然性，也要看到现有贸易战的规模仍然没有降低多少，深层矛盾没有解决，将来还有恢复乃至提高的可能。更重要的是，不能认为美方的暂时“让步”是“输了”，认为中方以“买买买”换取暂不进行结构改革是“坚持”赢得的“胜利”；中方第二阶段贸易谈判的重心，应该是以主动结构性改革彻底解决中美贸易冲突。
华生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竞争中性、所有制中立可以成为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抓手。这一条做到位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中国企业在全球化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就都有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只有这样，改革和开放才会相得益彰，可以真正做到用更大的改革开放去回应外部的压力和挑战。
赵明昊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2019年是美国竞争性对华战略基本框架成型的一年。在特朗普政府大力推动下，美国对华政策重心从延续多年的管理中国崛起转向阻滞中国崛起，并形成相应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机制。在华盛顿，加大与中国竞争、限制中国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新的“政治正确”，对华政策的“后接触时代”似已来临。尽管战略界仍有人反对采取过激措施，但对华政策理性辩论的空间总体是在缩小。
郑尚元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农民宅基地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有其独特的社会政策落实内涵。农民的私有住宅与集体公有的地基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农民住宅制度，其中所涉权利相当复杂，不是宅基地“用益物权”之简单阐释。住宅的所有权、地基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农民的居住权、农村集体权利等等皆须考量。在此基础上，因应社会变迁，尤其是城市化背景下的宅基地适度流转才能使制度不致僵化，亦不致因宅基地之“自由”流转而发生大的社会动荡，换言之，“宅基地”流转需要把握好相关的“度”，防止“一刀切”。
孙兴杰
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
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在今年4月提出，希望美国采取新的对朝政策，朝鲜会等到年底。“年底之约”即将到期，美朝关系的前景似乎是“昨日重现”。在2017年朝鲜进行第六次核试验之后，特朗普曾称金正恩为“小火箭人”，并威胁要“彻底摧毁”朝鲜。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金正恩曾经提到了自己手握核按钮，而特朗普则炫耀自己有更强大的核武器。在最近的美朝互动中，类似的威胁话语重现，这是一个具有转折含义的信号。
张厚明
工信部赛迪智库财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未得到实质性解决。当前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已成为制约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中部某省的调研数据显示，当前企业的融资财务成本和时间成本仍然偏高，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实际利率在7%左右，若加上严格的抵押担保要求，以及附加房产土地抵押登记、工商查询、抵押物评估、会计审计等费用，实际融资成本高达14%。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