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景跃进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本文从宏观角度考察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治理正在经历的历史性变化；导致这一变化的基本动因是农业税费改革和城乡资源配置关系的逆转。由此，国家权力以项目、下派第一书记、加强农村基层党建、财政支付村干部报酬等方式全面进入乡村社会。国家权力的下渗一方面加深了原本就存在的村干部行政化现象，与此同时也促进了村民自治的新实践——各地在自然村层面寻求新的自治形式。
刘振伟
全国人大农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城乡统筹发展阶段，目前进入到城乡融合发展阶段。乡村振兴战略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总抓手，在乡村振兴整体顶层设计、法治保障加快推进的同时，要同步建立健全稳定的投入增长机制。新时代，建立健全财政扶持、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社会参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筹资投劳的多元投入增长机制，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意义重大。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过去两年的增长减速不是中国经济本该有的过程，而是因为去杠杆太快、太猛造成的：去杠杆的核心政策——资管新政——过度打击了直接融资业务，致使货币和财政政策传导机制失效；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没有达到潜在增长率，但是，恢复增长率的措施可能不是加大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力度，而是对资管新政进行回调，修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
庞中英
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全球机构，以及在地区层面多国集体参加的公共治理机构的危机，及其目前的出路意味着两点：第一，冷战后的“全球治理的时代”以及整个时代的某些关键词，正在终结或者退出历史舞台。第二，替代性的全球或者区域安排继续浮现或者发生，这可能让世界局势更加动荡、混乱，更不确定。不过，在一种真正具有更大可持续性的新世界秩序——“后全球治理时代”产生以前，这样的不确定性或者混乱反是“常态”。
吴一平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杨芳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
李鹏飞均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
国家保持繁荣必须具备国家能力，具体包括两种能力：中央的立法能力（和基层的执法能力），以及强大的财政能力（用以确保法律的执行和政府的治理）。信息技术可以推动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带动实体经济发展，进而增强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最终夯实国家能力。同时，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可以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新的支撑，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社会组织、媒体等可以借用信息技术探索多方共治的新型治理体系。
李奇霖
联讯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会议指出指出“我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康、具备化解各类风险的能力”，这和往年“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共振”等说法截然不同。这是对过去金融去杠杆工作的肯定，金融去杠杆的任务基本完成。通稿也提到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相比于往年的“去杠杆”基调偏积极一些。去杠杆将暂时告一段落，后面重点转向稳杠杆，预计实体融资的环境将改善，信用分层的现象可能会有所好转。
李迅雷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不久前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已经把三大攻坚战的顺序做了调整，把过去的防范重大经济风险放在后面，把扶贫放在第一位，把防风险精准表述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并放在第三位。可见，明年要实现全面奔小康和翻番目标，必须继续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这对稳就业就很关键，估计2020年GDP增速目标会确定为6%左右，通过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扩大投资规模，通过偏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稳定预期。
方明月
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
聂辉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张雨潇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处置僵尸企业不仅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抓手，而且是迫在眉睫的难题。通常认为，僵尸企业是指那些持续亏损、扭亏无望，主要依靠政府补贴或银行贷款续命的企业。但是，识别僵尸企业是一门技术活。人大国发院识别僵尸企业的标准是：（1）贷款利率低于正常的市场最低利率；（2）息税前收入低于当年应付利息；（3）上一年资产负债率超过50%，且当年继续借贷；（4）连续两年满足前三条标准，则当年被识别为僵尸企业。
梁红
中金公司研究部负责人、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指出，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世界经济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但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完善和强化“六稳”举措，健全财政、货币、就业等政策协同和传导落实机制，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我们预计2020年经济增长目标可能定在6%左右。
邹平座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现代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制造业是最大最重要的实体经济，金融业能否履行服务实体经济的天职关键在于金融业能否为制造业提供全面的高质量的金融服务。由于中国制造业的特殊性、系统重要性，根据当前金融服务制造业的特殊的现状和问题，中国需要建立专门的“制造业金融体系”，全面提升制造业金融的治理能力。
周伟林
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在快速发展中日益凸显的村镇问题，必须通过选择适合的发展途径用心去加以解决。要特别注意避免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是美化过去，认为凡是传统都是好的，而把村镇的发展看得一无是处。作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这种怀旧情结不难理解，但若要把这种情结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就会带来很大困惑。另一种需要避免的倾向，是把经济发展的目标看得高于一切，片面强调单向度的城市化、规模经营和产业化，只强调生产功能而忽视村镇的生态、文化和生活功能。我们要加强这样一种认知：即村镇过去是现在将来仍然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场所，它应该充满魅力，成为吸引人、涵养人的地方。
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美国WTO改革首要目标指向所谓非市场体制扭曲作用，这方面立场认知相当程度被美欧日本组成的所谓“三边进程”共享。今年1月和5月“三边进程”在巴黎和华盛顿召开第五次和第六次贸易部长会议，继续研讨设计在WTO改革中推荐这方面新规则的概念框架与建议文本。美欧日这方面改革意图，与中国目前表述的十多个领域系统改革主张毫无交集。经济体制争议及其在多边规则领域投射，应是WTO改革将面临的最为敏感与棘手议题，对中美以至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经贸关系能否向合作新范式过渡构成关键考验。
张红宇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步入新的历史阶段，改革仍是激活主体、激活市场、激活要素的关键所在。要准确把握农村改革方向，以土地制度改革为主线，聚焦土地制度、经营制度与产权制度三个重大问题，深化改革，创新农业体制机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目标和强国梦，完成乡村振兴的历史使命。
吴建树
察哈尔学会助理研究员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调整，受到三种因素的共同推动：一是来自单极国际体系的压力，影响到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制定；二是单极国际体系压力所引起的中国国内民众和新媒体舆论的反响，影响中国对过去的南海政策和相应政策举措进行适度调整；三是锐意进取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主观上想在南海问题上有所作为，主动调整南海政策，并引导民众更好落实这一政策举措。中国调整南海政策，包括所采取的政策举措、国家资源统筹规划和整合、制度安排等三种方法。
郝蕴志
南开大学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副主任、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主任
作为社会稳定剂的这一阶层，中产阶级可以给予、同样也可以收回对总统的支持。一旦特朗普在政治上进一步极端化，与中产阶级自身的道德标准渐行渐远，而且未能实现给他们带来更多经济利益的承诺，他们就会停止对特朗普的默许和隐忍，转而支持民主党，或干脆放弃投票。虽然美国中产阶级在过去几十年里人数不断减少，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依然是最终左右政治天平的重要砝码，获得他们的支持，不但是特朗普，而且也是民主党候选人2020年赢得大选的必要条件。因此无论是谁，其政策走向都不能过于伤及中产阶级的利益，否则就将无法当选。
彭文生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过去20年的前10年，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驱动力，之后开始明显消退，近10年中国经济主要靠地产和金融扩张拉动，现在已进入金融周期下半场紧缩期。数字经济将是影响中国经济未来10年发展的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新增因素。就当前来讲，争论GDP增长是否应该“保6”意义不大，数字经济时代传统的GDP的重要性下降，我们更应该关注就业、教育、医疗保障、研发投入等直接反映民生和经济发展潜力的指标。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