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孙金海
中共平顶山市委党校
我国近年来制定了一系列与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法制管理水平得到逐步提高，但是在新农村民主法制建设方面依然存在较多问题。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在新农村民主法制建设方面的探索与实践，为解决基层民主法治建设难题提供了有益思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杨发祥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茹婧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
“村改居”社区处在农村与城市中间地带的特定区位，具有可高度辨识的空间结构和空间特质，空间的生产更是一个随着国家的发展战略不断调整和变迁的“场域”。同时，生活世界又以自在的方式重构“村域空间”的内容。因而，在空间分析的基础上透视生活世界，更能够让我们真切地理解在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人们的家庭、邻里、社区等日常生活关系的内涵与变动。
傅莹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社科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首席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邀副理事长
考虑未来秩序需要超越现有概念，例如可以提出“全球秩序”这样一个更加宏观的思路，最大限度地容纳全球治理、大国协调、多边合作、南北对话等等，把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各种支柱和环节都包容进来，关注到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利益，提供一个大家都能舒适地居于其中的秩序屋顶。
焦长权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周飞舟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研究方向:发展社会学、经济社会学、中国社会史,著有《制度变迁和农村工业化》等
“经营村庄”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获取城市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以维持“经营城市”模式在新时期的顺利运行，“经营城市”所形成的高额土地极差收益和土地指标短缺，是地方政府“经营村庄”的最大动力来源。“经营村庄”将大量普通村庄纳入到“经营城市”的过程中，并把农村宅基地、耕地及更多相关生产要素裹挟进来。二者织就了一张复杂而庞大的经济网络，将诸多非城郊的普通村庄与城市发展连接起来，构建了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特殊的城乡联动机制。
傅宏宇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外财经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法、知识产权法
美国近期通过修改预算法律，调整预算立法程序，设置自动减支机制和减赤措施，实现跨年度预算平衡，保障预算的依法制定并执行。美国的预算立法及实践可为我国预算立法改革和制度建设提供参考。
韩春晖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教授
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与审判权相分离是域外法治国家及地区的普遍经验，并在历史流变逐步形成了典型的外部分离、非典型的外部分离、典型的内部管理和内外双轨制四种模式。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五点启示：一是司法行政人员数往往与审判效率成正比；二是应当形成法官主导的司法行政事务决策机制；三是应当建立决策、执行与咨询相分离的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机制；四是应当建立司法人员享有启动权和评判权的两权之间协调机制；五是两权分离的改革应当与司法审判民主化的改革同步推进。
刘佳
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
刘昊凝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中国文化软实力传播应构建多样化的战略，这是由受力对象客观存在的群体差异所决定的。然而，中国文化软实力传播在战略主体、战略过程以及战略客体方面都存在着单一性问题，这种不匹配直接导致了发力与受力之间的冲突。在未来战略中，有必要进行反应性改革，通过促进客体角色转变实现主体多样化，拓展内容与形式实现过程多样化，关注薄弱受力群体实现客体多样化。只有这样才能突破当前的单一性困境，使中国文化软实力传播获得实质性的提升。
章玉贵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研究领域:比较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以及东方管理学研究,著有《比较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等
作为承载区域安全体系担保人使命的上合组织，要获得与自身角色定位相匹配的话语权与执行力，既有赖于中俄等大国绝对经济实力的增强与经济一体化机制的搭建，也取决于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能否在凝聚共识的前提下扩大多维合作区间，更离不开中国基于区域发展范式与大国责任的亚洲新角色的重塑与国际担当的确立。
薛紫臣
山东大学威海校区商学院
董小君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前我国互联网金融已呈现出迅猛增长态势。它所吸纳和积淀的资金，虽然在社会资金总量中占比尚小，但其规模初现。多种从事金融业务的互联网企业，虽然仍不具有与传统金融机构相当的资质，但已具备某些金融属性。这类企业从业资质偏低，基础薄弱，缺少应对短期负债、未预期到的资金外流等突发事件的经验和举措，其囤积的资金容易形成流动性风险的新“母体”。
任映红
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著有《村落的宗族》等
城镇化进程中的村落变迁，有如宏大的叙事诗，包罗万象，但其原则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尊重农民的选择，尊重客观的自然历史规律，尊重最广大农民的内心诉求和行动选择，以农民为本，农民利益至上，维护和实现社会公正。
易丽丽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管理学博士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高端人才短缺引发的全球人才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人才吸引功能蕴含在移民政策、留学生政策、平台政策和本族裔人才回流政策之中，形成了成熟的人才吸引政策体系。发达国家技术移民政策调整突出人才吸引战略，留学生政策面向未来储备人才，平台政策通过合作互利共赢汇聚人才，瞄准并吸引本族裔海外人才回流。对我国的启示是吸引人才遵循人才流动规律，秉承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人才吸引政策注重法治化，以权威性保障引才效果；分层分类吸引人才，优化人才结构；引才政策之间高度协调，有机衔接。
凡勇昆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讲师,管理学博士,研究领域:农村教育制度和政策、农村教育人类学、新制度主义学派等
屡次发生的留守儿童事件让社会不得不反思以往的留守儿童关爱行动，关爱留守儿童应有新思维，由主体论转向类型论、时空论和适应论。类型论要求关爱留守儿童要回到教育现场，回归经验和常识，为政策制定和社会行动提供准确定位。时空论包含可及性和便利性两种要素，让儿童始终生活在监护人的可控范围内。留守儿童关爱需讲究策略，清楚认识到留守儿童目前的状况，主动适应和满足儿童的真正需要。
赵永乐
河海大学文天人力资源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特聘专家组成员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处理是人才管理必须辨清的根本命题，人才体制和机制的关系必须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厘清，这是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必须解决的两大课题。为使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深入研究人才管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加快转变政府人才管理职能，在人才体制机制改革中突出市场导向。
拱振喜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尽管“伊斯兰国”控制区遭到各方围攻，处境不妙，但客观地讲，“伊斯兰国”武装仍然具有相当大的战斗力，这场战争依然难打。即使伊拉克和叙利亚政府军收复被“伊斯兰国”控制的伊叙两国的大中城市，从而瓦解“哈里发国”，未来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争仍将持续很长时间。
孙锐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人才战略与人才政策
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人才管理体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人才工作和人才队伍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背景下，政府人才管理也出现了一些管理错位、越位、不到位的问题。另一方面，当前理论界对如何健全我国人才管理体制还缺乏深入探讨。本文在分析我国人才管理体制基本构架、运行机制及相关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健全我国人才管理体制，构建现代人才治理体系的相关建议，以期对推动我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有所裨益。
张红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作为一种相对缓和的手段，行政备案被日益广泛运用于行政管理领域。但由于立法上缺乏规范，实践中行政备案较为混乱。特别是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背景之下，行政备案逐渐成为被取消行政审批项目的“避风港”。设定行政备案的边界，应当考虑能否有助于行政目的的达成、能否提高行政的效率、是否给行政相对人增加不必要的负担等因素。根据上述原则和考量因素，已经通过行政许可、行政确认等方式进行事前管理的事项，可以通过行政检查、行政调查等方式进行监管的事项以及行政机关之间能够通过信息共享机制获取信息的事项都不应当设定行政备案。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