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杨全维
中共石门县委党校
石门县地处湘鄂边界，武陵山脉东北端。特殊的地理环境，使这里自古以来地瘠民贫。近年来，全县大力推进扶贫攻坚，取得了显著成效，仅2014年，就减少贫困人口2.1万，但随着扶贫工作的日益深入，进展也越来越慢。
戴慎志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城市基础设施规划与建设、城市安全与综合防灾
海绵城市是指通过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充分发挥建筑、道路、绿地和水系等生态系统对雨水的吸纳、蓄渗和缓释作用，有效控制雨水径流，实现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城市发展方式。上海要以雨水径流减排、积蓄回用、污染控制、灰色绿色基础设施相结合的多目标雨水系统构建为切入点，建立科学的城市建设方式，建成具有弹性的海绵城市。
郭晓鸣
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
中国农业的发展总体上是一枝独秀，但现实表明，在新常态背景下，由于内外部条件已经或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农业进一步发展必将面临一系列并非短期、偶然，而是持续存在的新的问题和挑战。就现实而言，我国农业发展必须实现五大突破。
彭丹
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博士、讲师
在旅游精准扶贫的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要实现乡村旅游地的差异化，首先要突出的就是乡村的传统性，传统的乡村是与现代的城市相对立的，传统性也是乡村这种旅游吸引物吸引旅游者的重要拉力。在乡村旅游规划与开发中尽可能保留当地传统的民俗、传统的生活方式、传统的生活场景，传统并不意味着落后，传统是朴素而美好的。
冯明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甘肃省敦煌市转渠口镇党委副书记
中国城市化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劳动力城市化”，第二阶段是“居民城市化”，第三阶段是“消极城市化”。尽管中国目前仍处在第二阶段，但在部分地区消极城市化的挑战已经比较突出，亟需加强研究应对。
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研究领域:国际经济、国际关系,著有《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关系》等
中国在南海维护国家利益的行动要把区域战略与全局战略紧密联系起来，把握好两个大局，即和平发展环境的大局、与东盟关系的大局。要破解当前的难题，中国须成为能为南海地区国家和其他利益相关国家提供“航行畅通、航行安全”的公共产品的主要国家。
刘伟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农民政治心理
刘瑾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源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在人民公社体制废除后，国家为了实现乡村地区的有效治理而推进的一项制度。村民自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治制度，是对传统乡村治理方式的突破，是中国民主化实践的创新之处。国内学术界对村民自治的热切关注始于上世纪90年代，针对村民自治实践中的成效与困境、性质与定位、未来发展与走向等问题也形成了诸多学术思考和学术作品。通过梳理既有文献特别是近年来的学术讨论，可以全面回顾村民自治三十余年的发展轨迹，深入剖析村民自治的实质，合理界定村民自治的民主属性，进而总结在扩展中国式民主的进程中，村民自治所能发挥的作用及其变革空间。
周大地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研究领域:能源进口政策、能源价格改革、能源结构优质化、能源效率等
全球需要尽快限制和减少煤炭、石油的消费，并在本世纪内实现非化石能源化。中国要全面加强和推进能源消费革命，要认真进行能源领域供应侧结构调整。如果中国能源发展不尽快实现转型，必将被世界潮流抛弃。
文贯中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美国三一学院经济学系终身教授,研究领域: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中国的城市化问题
不废除现行的户籍制度，不彻底改革现行的土地制度，中国既没有挤出效应，拉出效应也大打折扣。越是低效的农民越会滞留于农业，越是高效的农民却会因无法稳定地扩大土地经营规模，越倾向于流向城市。因此，农村劳动力流出的顺序必定和刘易斯预言的顺序相反，使中国错失解决二元结构问题的良机，这样的局面令人扼腕痛惜。
维克多·倪
美国康奈尔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
王玉君
译者,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中国的政治精英进行了意义深远的对政治治理的改革，关键就看共产党的精英是否有先见之明和历史使命感来推行和领导一场与其成功的经济改革相称的政治改革。建设一个其权威要获得公民和世界精英的尊重与赞赏的现代国家结构，势必能够产生一种稳定的平衡，一种集中的国家权力、依法治国和对民众的意愿负责的政府之间的平衡。
姚剑文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基层党建、当代中国政治,著有《政权、文化与社会精英》等
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进程，不仅引发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刻变革，而且带来城乡的组织结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利益诉求等的深刻变化。在中国城市的社区治理结构中，社区党组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承担着特殊的功能，社区党建工作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陈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世界上最难的事之一，是把想法装进别人的脑袋，以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和对事物的看法。中华文化要在这方面发挥应有的强大作用，对内对外虽然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它蕴含的中国道路的高点优势毕竟就在那里。
关信平
南开大学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社会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城乡贫困问题及反贫困政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社会政策的发展,著有《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社会保障制度》等
低福利水平的社会政策虽然切合了外向型和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对吸引外资和促进出口有积极的作用，但同时降低了社会保障水平，也抑制了内需，并且不利于提升人力资本。这对于当前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尤其不利。为了使我国的社会政策能够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托底，我们必须大力加强社会政策：拓宽社会政策的范围、提升社会政策的水平、优化社会政策的结构和机制。
刘义成
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张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
自2013年至今，本届政府开展简政放权转变职能工作已有三年左右，各地深入推进，在审批流程再造、简化程序与要件、加强中介机构管理与事中事后监管、开展“互联网+”创新以及便民利民等方面开展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取得很大成效，值得研究借鉴。与此同时，也存在审批制度不健全、部门职能转变不到位及审批效能不高、审批权限下放不彻底等问题。
樊红敏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周勇振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县域社会治理的制度化逻辑表现为专断权力的强制度化，常规权力的非制度化，同意权力的弱制度化。虽然动员式社会治理模式强化了县域政府的动员能力，但面对经济政治新常态以及互联网媒体的挑战，县域社会治理要从理顺各主体权力关系着手，着力于治理结构关系的变化和制度逻辑的调整，在法治的框架下实现专断权力、常规权力和同意权力的平衡，实现常规权力和同意权力的制度化。
谢志强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研究领域: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社会结构、城市化等,著有《社会发展的结构分析》等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根本的就是要建立以社会为本位、居民需求为导向的服务新理念，要创造活力与稳定之间的新平衡，要构建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新关系。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要求下，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