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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包刚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著有《民主崩溃的政治学》

好的民主往往都实现了与立宪主义和法治的联姻。立宪主义和法治不仅是对政府权力的约束,也是对民主决策本身的约束。民主并不完美,这样做就更有可能保障人们所珍视的自由。

徐崇利

厦门大学法学院

在中国的国际法研究中引入以国际关系理论分析国际法的方法,意在反对传统国际法分析实证主义方法的“唯我独尊”,为审视国际法打开另一扇窗户,使之具有更加全面的视野,不因忽视权力、利益等国际关系要素对国际法划下的边界,误判国际法的效用,而并非贬损分析实证主义方法本身。

周鑫宇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中英关系近来的发展突破了西方各国传统对华政策的困囿,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尤其体现在英国对西方传统的对华经济外交和价值观外交“阴阳两张皮”的超越,不但在经济上加强对华合作,而且在政治上大胆与中国靠近。英国对华政策突破性变化既有其对中国的经济需要,更体现了深刻的战略格局和外交思维变化。英国在对亚太和新兴国家外交战略大转型背景下,反思了对华意识形态大棒政策的有效性,重新调和了对华外交的经济诉求和价值观诉求,逐步形成自成体系的新战略逻辑。英国的对华政策可能对其他西方国家产生影响,甚至起到某种风向标的作用。

张新民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教授,著有《阳明精粹·哲思探微》、《存在与体悟》等

不管自觉或不自觉,现在我们呼唤乡贤——领悟消逝或藏匿已久的乡贤文化世界所能透显的信息和意义——实际即意味着文化秩序的缺位,道德资源的稀薄。从积极面讲,就是呼唤人的主体自觉精神,呼唤重建乡村社会,呼唤再造文化秩序;从消极面看,则是呼唤抛弃政府管理万能的幻觉,呼唤警惕世界的去魅性异化,呼唤防范人的物欲化沉沦。

唐永胜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

刘毅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对于国际战略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我们越来越需要多角度和综合性分析,需要广阔视野和创新思维。局限于某种偏好、某一理论或视角,在寻求日益复杂的问题背后所隐藏的规定性时,显得越来越无能为力,有时甚至无异于缘木求鱼。新的历史条件为思想家和战略家开启了认识世界的新空间,关键看如何在思想和学术上积极准备、积累和创造。

林闽钢

南京大学社会保障系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社会救助分会会长,研究方向:社会保障、社会政策,著有《现代社会保障通论》、《现代西方社会福利思想:流派与名家》、《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中国经验的视角》等

梁誉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从“准市场”(quasi-market)理论视角,通过剖析发达国家社会养老服务不同的筹资模式,及对典型社会国家养老服务的具体筹资制度、筹资来源以及养老机构的筹资模式进行分析与比较,为我国社会养老服务筹资的改革提供借鉴。

解凡斐

南开大学

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在内容、形式以及性质方面都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中国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如何更好地抓住机遇,并有效地规避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风险,实现与世界经济的良性互动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范逢春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从事地方政府治理研究

我国的“城市新贫困”问题呈现代际传递、人口老龄化及机会公平剥夺的新特征。对“扶贫”现状的反思呈现了当下城市新贫困“治理”之弊;将“扶贫”等同于“治理”,因而城市新贫困治理的理念缺失、主体单一、模式僵化,“扶贫”始终耽于“授人以鱼”的困囿。

何艳玲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城市与地方政府管理、政府改革、非营利组织,著有《公共行政学史:新视角》等

地方行政改革往往陷入“无变革的改革”困局,这一困局与现代国家建设路径有关。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是嵌入在政党中的特殊的国家建设,其特殊性体现为现代国家建设任务的一系列替代。替代逻辑决定了中国地方行政改革的三个约束:国家利益还是部门利益冲突中的价值约束;党政分开还是党政合一悖论中的政治约束;公众参与还是公民协商选择中的结构约束。囿于这些约束性条件的地方行政改革虽然层出不穷,但其本身并不会带来变革。

张晓峰

黑龙江大学公共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中国的改革是一个从无序向有序过渡的渐进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是彼此交织在一起推动政策创新和发展的,不存在纯粹的理性因素或纯粹的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必须始终将改革政策的运行置于理性掌控之下,同时尽量避免将理性绝对化的“理性僵化”现象。在理性指导下充分发挥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同时尽量避免将非理性因素绝对化的“非理智”现象。

颜烨

华北科技学院安全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

区域重大安全风险的影响具有跨域性,其治理需要区域性协同治理。当前京津冀地区在人口巨流、环境风险、公共安全、社会冲突等方面表现出“热点性”安全风险,主要由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不协调、安全风险治理与经济发展不同步、资源机会的区域性配置不合理所造成。

卢光亚

四川大学硕士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欧盟各个成员国开始寻求实体经济的回归,在经历了数十年去工业化后,欧盟开始重新确立实体经济的地位,扶持战略新兴产业。本文分析了欧盟再工业化的背景与原因,并对于欧盟再工业化的实施框架进行解读。

祁凡骅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王丛虎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国家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负面清单模式是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终极版,其背后所蕴藏的治理价值包括开放的国际认同、分权的市场主导、透明的廉洁政府和法治政府等几个方面。但是,负面清单模式的实施推广仍面临并需应对三个不可回避的挑战:一是民众对政府角色期待的心理定势与负面清单理念不匹配,二是政府治理能力与负面清单模式的需求不匹配,三是政治系统的负面清单理念与政府负面清单理念存在偏差。

王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王青

市场流通研究室主任

漆云兰

市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进入新世纪以来,欧洲物流集群和产业集群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萨拉戈萨、莱比锡等一些具有区位优势的欠发达地区城市,快速成长为欧洲重要的新兴物流集群。而要素、资源和基础设施条件相对优越,大型龙头企业的引领带动,以及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都成为这些集群得以快速发展壮大的重要支撑因素。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欧洲新兴物流集群和产业集群发展的有益经验,对我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其中,依托科学的发展规划,政府注重加快完善物流和产业基础设施,注重发挥大型龙头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增强物流集群知识创新能力的培育等,都将是我国物流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

王迪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社会学博士

我国城市社区自治组织改革从“民主化”目标到“再行政化”结果的转变过程,体现出改革中的“国家”角色及其作用是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的。改革之初,以中央政府为代表的国家决策者具有较强的自主性,有着明确的政策目标并大力推行;改革执行过程中,国家中各层次的政府部门面临着不同的政绩驱动和考核压力,对改革的态度呈现出异质性,在实践中因自身需要和利益而制定策略,从而造成改革目标的偏移、改革成效的消解。

徐彬

徐州工程学院经济学院副教授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当前江苏省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深入研究金融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系,充分发挥银行信贷、证券市场的作用推动江苏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析了产业升级的金融支持机制和江苏省金融支持产业升级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健全金融服务体系、重视资本市场发展,扩大直接融资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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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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