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郭永良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边境与出入境安全研究中心讲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我国反恐举措密集，但恐怖态势却愈发严峻，问题的根源可归结为“精英反恐模式”的症结。该模式已不能充分满足反恐的现实需要，亟须结构性地嵌入社会公众的力量，形成全民反恐模式。未来构建我国反恐模式时，应以社会公众的反恐参与权为逻辑起点。反恐参与权由知悉反恐信息权、防范恐怖风险参与权、处置恐怖事件参与权和制裁恐怖行为参与权等四项权能构成。
黄先海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研究领域: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著有《蛙跳型经济增长——后发国发展路径及中国的选择》等
王煌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
供给侧改革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社会管理-资源配置-组织结构”三位一体运行机制的路径选择，能够有效创新社会治理体系，形成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张烨
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叶翔
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
由“返乡潮”牵扯出来的返乡子女问题以及政策，其实是农民工子女的一个综合问题。它既是一个“他乡”与“故乡”文化冲突在农民工子女身上的直接体现，也是流动、留守以及正常农村孩子身份的一个关联性节点。在一定程度上，它仍是一种“漂移”所带来的综合社会问题，也绝非孤立政策所能解决的。
任中平
西华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学、哲学,著有《巴蜀政治》等
何建庭
当前的反腐败斗争正在从以治标为主转向标本兼治，从运动式治理转向法治化治理。我们党长期以来反腐败斗争的经验深刻表明：只有坚持反腐败斗争的法治化治理，实现反腐败斗争的常态化，逐步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治理腐败这一顽症。
李利安
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院长
现在是人们穿暖了吃饱了以后的信仰道德危机，而且是全球化时代文化飞速发展时期的道德沦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如此文明进步的社会制度背景下所出现的道德滑坡。所以，严格来讲，现在的危机更加严峻，也正因为如此，现在可以说是历史上道德问题最严峻的时期。
徐湘林
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研究领域:比较政治学、中国政府与政治、公共政策
改革成功与否，取决于现有体制是否有灵活性，有适应性，是否能及时调整自己，来面对转型所带来的挑战。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第一把所有的问题意识形态化，政治、法律、道德和社会的不同问题全部都意识形态化；第二，把政治问题概念化，什么问题都拿一个概念去概括，不去深入探究。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著有《未竟的变革》等
“居民”适用于一个没有流动性的社会，如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下的社会，而“公民”则适用于一个流动性很大的社会。当今，社会流动性已经很大，并且社会流动的趋势会越来越强。这需要把“地方公民权”（或者“居民”）转型成为“国家公民权”。
周濂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展望现代科技的发展前景时，必须要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路，唯其如此才能预见危机。与此同时，反思现代科技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和政治问题时，人类中心主义却是必须坚持的原则和底线，唯其如此才能解除危机。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学者应该能够基于中国的实践来提出一些大的理论构建，但在这个大的理论构建完成之前，对于这件事仍然还停留在“相信”的阶段，因为，当我们想了很多大问题之后，仍然会发现，对于中国的一些基本的事实，我们都还不清楚。也正因此，我认为中国研究还处在大量从事经验研究(empirical study)的时期。
福山
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利国际研究所[FSI]高级研究员
翻译:听桥
“民粹主义”，是政治精英为普通民众支持而给他们不喜欢的政策贴上的标签。何以民主社会的选民应当总是理智地做出选择，特别是在一个政策选择极其复杂难解的全球化时代?当然没有理由。
韩琦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和拉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总体判断应该是，中国和拉美已经成为彼此相互依赖的战略伙伴，中拉关系在朝着乐观的、健康的、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薛贝妮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专业博士研究生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用土地进入流转市场，但我国传统的转让、转包等土地流转形式并不适应新的发展要求，而农民自发探索的土地流转又存在诸多不足，增加了土地流转风险。因此在新时期创新土地流转方式便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为此，文章引入了农村土地信托流转方式，并为其机制完善提出相关建议。
刘志彪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经济学部委员,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工匠精神”的发扬和传承，只能在市场的环境和土壤中。在那些市场化程度不高的领域，如行政垄断的领域，根本就不要去奢求什么“工匠精神”。这一基于市场环境的认识，对中国人缺失工匠精神的分析最为常见，也最有力。
任然
执法冲突呈多发趋势，以及舆论对警察形象多有负面认知，归根结底，还是源自执法的规范性不够。首先表现警察执法边界与权限的模糊；警权界限不明，也表现于“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瞎用力”。
温晋锋
南京工业大学法学院教授
王赟
南京工业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要想解决雾霾治理问题不能光靠立法，多环节、全方位、上下一体的运作才是有效的解决路径，尤其是执法、司法环节的高成本投入才能够保障法律发挥应有的社会效果。
金仙玉
青岛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几点建议：政府应完善公共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公共服务程序，使公共资源配置运行更加合理、科学、高效；在保障女性的工作机会和就业权利的同时，也要降低抚育孩子的成本，以此达到更好地落实全面“二孩”政策的目的；要依靠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前提出发，进行一系列改革，为生育政策的调整清除制度性障碍。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