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宋志红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教授、行政法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不同的定性会对土地经营权人的权利义务产生重大影响，由于流转后原承包农户享有的土地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这一定性也因此会对原承包农户的剩余承包权的内容产生重大影响。
郑义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讲师、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后
秦炳涛
上海理工大学讲师、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后
徐康宁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政体的形式（政治安排）直接决定着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资源本身无罪，资源是有利于还是有碍于一国的经济增长关键在于该国选择什么样的政体形式。总统制国家倾向于“资源诅咒”，议会制国家倾向于“资源恩赐”。总体上说，在规范以及合理配置资源租金率方面，议会制国家的制度质量要优于总统制国家的制度质量。资源丰富的国家之所以出现不同的经济增长水平主要是因为制度安排的差异，制度安排直接影响着资源租金的分配结果。政府管理方式的不同会导致钻营政治恩惠的动力存在差异，立法制度、政体形式以及选举规则等方面都会深刻影响着一国的长期经济发展。
李零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记者:刘力源
中国大一统最直接的铺垫是两件大事，一是西周封建，一是秦并天下。西周，靠血缘纽带和亲戚关系实现大一统，而秦相反，靠的是法律制度和统一标准。中国的大一统是靠这两股力，热一下、冷一下，共同锻造。“中国”概念的形成，关键是这两次大一统。
陈志武
华人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从社会稳定和基本的人道角度来讲，只要消费分配结构不至于太糟糕，再通过发展金融、政府推出福利和社会保障项目，使得底层的人能活得体面一些，那对于收入差距、财富差距、消费差距的担忧都不是问题，但是因为权力、关系造成的不平等则是不可接受的。
张晓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村发展系博士生导师,中国农经学会副理事长,研究领域:农业经济,合作经济理论与实践,农村组织与制度,著有《走向市场:农村的制度变迁和组织创新》等
农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基层组织和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与完善。6亿多农民繁衍生息在怎么样的治理结构中？在社会的转型期,农村基层社会是如何运行的？农村社会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支出由谁提供？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各相关机构或群体之间的关系，来回答上述问题。
徐勇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研究领域:基层政治与乡村治理研究,著有《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等
当下的中国正处于城乡中国的历史节点上，其重要特征是城乡发展的严重失衡，从而出现了大量人口的“失根”和“无根”的“飘浮”状态，国家治理缺乏足够的政治定力。为此要通过城乡一体化获得城乡均衡，以人的城镇化让进城农民获得新的根基，以人的新农村建设让农村成为人们愿意在那里生产、生活和居住的地方。
范文仲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际部主任
蒋则沈 郭宇航 周特立 董辰珂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对其进行适当的监管显得愈发重要。世界各国的互联网金融监管都有本国的特色，同时也在不断完善之中。为了促进中国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健康发展，监管者应该寻求创新与风险的平衡。
任宇 陈永广 朱帅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坚持多边方式推动谈判，强调谈判的透明度和包容性，对推动谈判的各种方式持开放态度；团结发展中国家，加强与新兴经济体沟通与协调，共同提高减让水平；坚持要求发达国家在谈判中必须顾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分配，当前存在的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利益分配格局必须作出改变；强调世贸组织是一个解决贸易争端的平台，应通过技术渠道而不是政治渠道避免贸易争端升级。
丛晓男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王铮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地理信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
当前，采用计算机模拟对民族关系进行研究的相关成果仍很鲜见，本文试图通过基于自主体模拟（Agent-based Modeling, ABM）的方法来研究民族纠纷调解过程中权威不同程度的利益倾斜对民族关系的影响，识别潜在民族冲突存在的空间格局，并使这一探讨能够为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瞿强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本文总结了我国开发性金融的实践，并从制度供给和需求这一角度解释了开发性金融的内在理论逻辑：我国处于转型之中的经济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决定了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政府承担了更多的经济职能，由此形成了介于“市场和政府”之间的业务，成为开发性金融的需求；国家开发银行利用政府的组织优势、我国的高储蓄率和地方政府竞争制度，进行了一些基于市场的金融创新，成为开发性金融的主要供给者。从这一理论逻辑出发，并借鉴国际政策性金融的经验，本文进一步探讨开发性金融未来的发展趋势、业务边界和监管改革。
孙涤
加州州立大学教授
如果说特普朗（川普）出其不意的崛起、英伦始料未及的脱欧、伊斯兰国及其推动的层出不穷的恐怖袭击，成为全球性逆动的风信标的话，那么这些征兆背后的大趋势——各国正谋从国际合作退缩，收缩各自所抱的“团”，回归到“主权国家”的“身份认定”的范围，甚至在国内的族裔集团之间继续分化。
刘玮 邱晨曦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霸权国是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霸权国主要通过授权国际组织和签订双边协议网络两种方式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形式的转变，是霸权国调整国际体系公共利益和霸权利益之间关系的结果。当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条件恶化时，霸权国通过缔结双边协议网络临时替代基于委托—代理的国际组织，收缩国际公共产品的惠及范围，增加国际公共产品的排他性，捍卫霸权利益。在60年代的国际收支危机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美联储通过货币互换协定网络替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救助机制，成为危机中的国际最后贷款安排。通过国际最后贷款供给形式的转换，美联储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救助美国金融利益和战略价值覆盖的国家。
陈志武
华人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从社会稳定和基本的人道角度来讲，只要消费分配结构不至于太糟糕，再通过发展金融、政府推出福利和社会保障项目，使得底层的人能活得体面一些，那对于收入差距、财富差距、消费差距的担忧都不是问题，但是因为权力、关系造成的不平等则是不可接受的。
周天勇
经济学博士、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工业化阶段的结束使制造业增长乏力，其投资收缩；城乡人口、土地、资金双向流动不顺畅和要素利用不能盘活；服务业领域体制障碍很大，投资不能正常进入；同时新的增长领域，没有被开拓。引起这样大格局变化的基础因素，是人口增长速度和结构的剧烈变动及人口市民化的长期受阻
钟伟
北师大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货币刺激大行其道暗示着各国回避根本性的收入分配，偏离有意义的制度科技创新太久太远了。如果中国能解决好自己的内部问题，不去轻易犯下明显的政策失误，那么，中国方案才能为国际社会所认知，中国故事远未结束。
刘擎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爱国主义即便是一种自爱的衍生物，也未必要走向极端的排他性。对祖国的热爱与忠诚也完全可能与国际正义的原则共存。无论是对于个人、家庭还是国家，在道德上可谴责的不是自爱本身，而是损人利己。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