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吴康宁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教育社会学、教育基本理论,著有《教育社会学》等
中国教育改革的复杂性、曲折性、长期性世所罕见。理念与利益、文件与文化、前台与后台、官方与民间、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异与矛盾是导致中国教育改革步履艰难的重要原因。
梅荣政
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分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史,著有《科学共产主义基础教程》等
李静
武汉纺织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
两个历史时期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区别也是如此。若无区别就不会出现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但区别不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断裂、不是彼此的根本对立，而是螺旋式的上升，也可以称之为历史的辩证联系、创新性发展。
周平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著有《民族政治学》等
民族国家是一种国家形态，本质上是一套保障民族认同国家的制度安排。因此，获得并保持一定的国家认同，是民族国家存在的基础，构建国家认同也成为民族国家国家建设的根本任务。随着民族国家“多族化”现象的出现和发展，认同构建就成为民族国家必须优先解决的根本问题。
叶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
如果在危机爆发时期，发达国家尚能与新兴经济体在G20平台作出让步谈论合作，如今经济复苏向好，发达经济体合作意愿明显下降，长期性问题凸显，便是自然的逻辑——发达经济体打着包容性全球化、公平贸易的名义，寻求与新兴经济体竞争规则的改变，强调与他们的对等待遇。
赛娜·胡勒巴塔
Saikhansanaa Khurelbaatar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
蒙古国自建国至今，在对外安全战略上先后选择了“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结盟战略，“多支点”外交政策的平衡战略以及成为“永久中立国”的中立战略。相比建国初期选择的“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结盟战略，民主改革时期选择的“多支点”外交政策的平衡战略更具有优越性，它不仅使蒙古国从完全依赖于某一国家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而且还使蒙古国的国内经济、政治以及军事实力得到大幅度提升。
周少青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世界民族研究室研究员
进入21世纪以来，在Homophile运动、人权理念与实践以及平等主义潮流的合力影响和塑造下，爱尔兰社会的世俗主义发展逐渐走向纵深，深入到“天主教社会”赖以生存的所谓最后一道防线——教育。
陈友骏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领域:亚太政经关系、日本问题等
7月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及欧盟执委会主席容克举行会晤，双方共同宣布日本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谈判已达成框架协议。尽管如此，该框架协议的基本达成并不意味着这一协议会即刻生效，更何况日本与欧盟之间仍在就保护投资者的仲裁制度进行交涉、磋商，而且双方在这一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短期内或许难以形成一定的共识与默契。
帕沙·查特吉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印度加尔各答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查特吉指出了言论自由的特定性——它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脉络，在西方国家也包含着诸多限制。而在亚洲的语境中，言论自由有它更为具体的含义。这背后所昭示的问题在于，在居于变动的世界中，文化主权面对着新的挑战，世界慢慢生出新的结构，而昔日的知识亦需要重新撰写。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研究领域: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著有《发展的主题--中国国民经济结构的变革》等
问题的症结所在，是改革停滞。从实际情况看，把大片农村土地划入城区的动力异常强大，但为进城农民提供合法居住空间的努力微不足道。如果不遏制这个势头、通过深化改革从根本上拆除这架不断驱动与民争利、官夺民产的畸形发动机，“人的城市化”就永远不可能与“土地城市化”自动匹配。回避实质的体制障碍和继续改革的议题，“人的城市化”云云，不过是一句永远不错的空洞口号。
章奇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副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博士,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
当政府提出有一个政治任务要完成，而企业又迎合说“我来完成这样的任务”的时候，就是双方互相选择、共同完成的任务了。事实上，这就是利益交换的过程，双方都达到自己所需要的，你收获你的政治利益，我收获我的经济利益，问题则表现为软预算约束。所以我说这是联盟创造的过程。
王辉耀
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兼主任
当前全球经济在缓慢中复苏，势头向好，但仍然存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等深层次矛盾，以及贸易保护、民粹主义带来的逆全球化挑战。习近平主席在汉堡峰会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提出了四点意见，明确表达了中国坚持开放包容，推动联动增长的发展理念和行动决心，是中国继续坚定不移走全球化道路的具体体现。
陈秋霖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社会保障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健康经济学和卫生政策、老龄化和社会保障、电子商务和信息经济
互联网医疗不靠谱，是因为一些互联网平台模糊了健康咨询和医疗行为的界限，在入驻平台的所谓“医生”没有诊疗权或者在执业医师超出执业时段、执业地点、执业范围的情况下，“越界”提供医疗服务。这背后潜藏巨大的医疗风险，一旦出了问题，咨询者可能投告无门。
林毅夫
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关于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看法，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论述。首先，中国经济学界应该扬弃中国知识分子一向抱有的“西天取经”的信念。其次，扬弃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创新，中国经济学界怎么来创新？这里我想谈中国经济学界创新的三个来源：1、中国的经验，2、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3、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范畴。然后我想用我这些年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怎么样从这三个来源来推进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梅新育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先后在《21 世纪经济报道》、《新理财》、《证券市场周刊》、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中国工业报》、《上海商报》等媒体担任专栏作家,为中国金融出版社承担编审工作
巴蜀之地正在迎来显著提升在全国，乃至国际经济体系中地位的历史性机遇。这一变革不是如同许多人想象的那样主要来源于中央政府赋予当地的自贸区、长江经济带等政策，而是建立在深刻的经济社会基础变革之上，自贸区、长江经济带等政策为这些经济变革提供了更有利于发挥全部潜力的环境。
丹尼尔·伊肯森
加图研究所赫尔伯特·施蒂费尔中心主任,该中心主要研究贸易政策。
国际贸易的通行规则依然保持原样，保证着最坏的摩擦——单方面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依然被谴责与限制。鼓励通过世贸组织解决贸易纠纷与依靠体制内“合法保护主义举措”能减少爆发贸易战争的可能性。然而，有着一个口口声声要赢得这种战争的总统与承诺绝不退让的中国政府，不可避免的贸易战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苏格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曾任美国史密森学会研究员、富布莱特高级访问学者
中美两国力量对比趋近，战略态势扭转，客观决定两国战略竞争和博弈的一面在上升。但与此同时，双方均无意走向冲突与对抗。因此，特朗普对华政策具鲜明的两面性：一面把中国视为经济和安全对手，另一方面在国内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反恐和其他国际与区域事务等重大问题上仍需同中国合作。目前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仍在形成过程中，中美关系还会经历一个磨合期。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