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陈子雷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日本经济与产业政策、公共经济与管理
全球闻名的日本跨国公司等基本在此转型企业之列。但是，近年来以产品制造享誉全球、以成功转型闻名于世的日本跨国公司却纷纷在海外“折戟沉沙”，反映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日本跨国公司的“转型之痛”。
刘英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领域:政策研究、金融投资、一带一路、产业研究
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恐怖主义抬头，世界经济复苏依然乏力，全球化处于十字路口。在此背景下，中国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加强合作。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领导人提出中国再为“一带一路”提供总额达8440亿元的资金支持和安排，这必将推动“一带一路”加快发展。
许少民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澳大利亚西澳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著有《中国软实力研究批判(1992-2010
等
虽然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已经落下帷幕，但竞选期间有关特朗普和希拉里的“假新闻”持续发酵。美国主流媒体继续热炒政治谣言议题，并讨论如何杜绝政治谣言泛滥。
孙德刚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著有《多元平衡与“准联盟”理论研究》等
美国和伊朗都深知对方的底线，达成了某种程度的默契。作为地区大国，伊朗在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巴勒斯坦、黎巴嫩和阿富汗等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伊朗在“冲突区”相向而行，符合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同时，伊朗又是中东地区有能力和决心挑战美国霸权的潜在力量。
吴寄南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市日本学会会长,研究领域:日本政治、中日关系及台湾问题
日本部分主流媒体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内阁支持率日前再创新低，已跌破３０%，进入“危险区间”。为挽回民意安倍已使出浑身解数，包括下月重组内阁，但效果如何难以预测。安倍首相还能继续稳定执政吗？日本政局走向如何？
周新城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邓小平经济理论、苏联演变问题、民主社会主义,著有《什么是社会主义》等
讨论社会主义问题，在方法论上，必须牢牢抓住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然后研究这些基本原则是怎么实现的，这是现象层次的问题。不要把本质与现象混在一起谈论，那样就越说越乱了；更不要停留在现象层次上，因为在现象层次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有共同之处的，只看现象，就往往会把资本主义社会说成是社会主义，而把社会主义社会说成是资本主义。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研究领域: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著有《发展的主题--中国国民经济结构的变革》等
改革是全球潮流，现在很多国家都举改革的旗帜。但是不同国家的改革很不一样，其中大国改革有其特殊性，那就是大国层次多、发展不平衡，形成改革共识很不容易，贯彻改革决定也更困难。但是另外一面，大国改革一旦得到落实，改革红利极为可观。研究大国改革，重要的是研究如何形成共识，并让改革真正落地。这中间有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穿透力。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
本报告选择美国、英国、加拿大、印度等典型的数据开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通过对这些国家数据开放情况进行文献调研，重点从数据开放的政府管理体制机制的角度，对开放政府数据的领导和协调机制、行政推进机制、制度建设、第三方参与等方面，梳理数据开放的国际实践和已有经验，同时，结合我国数据开放的政策要求和发展现状，总结提出我国政府数据开放顶层设计的相关政策建议。
陈培永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
人不可能是“自然人”，也不可能纯粹是“经济人”或“政治人”，其本质是“文化人”。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细柔无声的，再怎么强调文化自信对人的作用，强调文化自信对中华民族、当今中国的意义，都不为过。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在如何推进文化自信的问题上，还存在一些争议和错误的观念，有必要进行及时的回应，以达成文化自信的共识。
张敬伟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本次中美全面经济对话，重点在“对话”而非“谈判”。但肯定的是，双方会对“百日谈判”的成果进行评估，而且会有更加开放的承诺。两国政治家会有足够的智慧，将深挖两国的利益契合点，用合作共赢的方案，逐步破解中美两国贸易的结构性矛盾。
刘宗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和南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毕业于外交学院。最新研究成果有:《中印能源政策比较研究》
西藏自治区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中占据重要地位。“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内和对外双重内涵决定了西藏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有对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两个方向。相对而言，西藏对外融入“一带一路”面临很多不利因素。因此，西藏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应以对内融入为主。同时，我国政府应积极主动塑造有利的国际环境，而西藏需要脚踏实地地做好加强与南亚国家互联互通的准备。
周新城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邓小平经济理论、苏联演变问题、民主社会主义,著有《什么是社会主义》等
“经济人”假设并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观点，它具有强烈的政治功能。资产阶级学者从来都是利用“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一“经济人”假设来反对社会主义的。他们用这种抽象的人性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人性论)来论证社会主义是一种违反自然的空想，从而必然要垮台的。
李强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目前总的情况是，自上而下的动力很强，自下而上的实践明显不足。其实老百姓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改善老旧小区的需求和动力，调研证明，居民的活力需要有基层党政组织的动员与启发。老百姓的活力很难靠自发形成，需要基层组织去动员和焕发。“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社区治理模式”十分关键。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乡村治理、乡村建设、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著有《新乡土中国》等
相对县级来讲，地市一级人口一般在数百万，若以地市一级为基础进行城市化，则可以轻易形成人口在一百万甚至两百万的城市规模，这样一个城市规模可以建立相对独立完善的城市服务体系和相对健全的基础设施，也就有了二、三产业充分发展的机会。有了二、三产业的发展，就有了就业机会，进城农民就可以从城市获取收入，也就可以在城市中生活下来。
张跃刚
山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齐鲁师范学院教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微观层面的人际关系格局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但道德转型未及时跟进，引发了今天的道德困境。要走出道德困境，必须在道德建设的路向、道德作用的机制、道德规范的制定、道德规范的践行四个方面入手，实现四个转型，即由熟人道德转型为陌生人道德，由他律道德转型为自律道德，由权威道德转型为自主道德，由文本道德转型为活动道德。
方长春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社会不平等
陈友华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人口学、社会学、社会工作、公益与慈善,著有《中国和欧盟婚姻市场透视》等
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内生育率或将表现出“U”型或“J”型特征，即社会阶层结构的两端表现出相对较高的生育率，或出现底层有着相对较高的生育率、高层次之、社会中间阶层生育率最低的特点。如果这一生育率的阶层分布出现，那么社会中间阶层在人口规模上将被挤压，生育率的结构性差异也将作为推动因素之一，导致“M”型社会的出现。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